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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理论中的文化政治寓意，杰克逊(Leonard Jackson)的观点更为直接： 当代文学理论具备其政治动议，这一点是人们达成的共识。它旨在摧毁阶级制度、父权制、帝制以及支撑这三者的西方形而上基础。……事实上，文学理论的雄心并不限于此：它也意欲改变人类主体性本质，或至少改变我们对人类主体性的观念。它旨在建立或至少辨别出一个“去中心的主体”，这个主体实际上是一组“文本性效果”。(12—13) 不难看到，文学研究中所内涵的文化政治学指向达到了二战以来的高峰，对此，还不能简单认定为只是全球知识左派的推动所致。 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资源 文化批评关注的重点是文本背后的观念支撑方式，这一点亦是其试图综合考察人类历史境遇并提供思考方式的逻辑使然。在这一理论指向的路径中，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在理论与方法论资源的借鉴上有重叠之处，对于二者的区分，伯格(Arthur Berger)曾专门指出： 文化批评是一项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泛学科(pandisciplinary)或元学科(metadisciplinary)的研究方式。文化批评家来自不同领域，也采纳不同领域的理念。文化批评涉及文学和美学理论与批评、哲学思想、媒介分析、流行文化批评、阐释学理论以及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传播研究、大众媒介研究以及其他使当代文化与社会成其为当代(又不那么当代)的种种方式。……而文化研究着力于媒介、流行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文学、符号学、性别问题、社会运动、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命题。(2—3) 传统的研究范式主要依据纸质文本并对以文字符号为主要载体所呈现、所表征的文本进行分析，其重点是针对特定文化中的生活(life within a given culture)；而文化视角切入的方式则集中于当下文化(lived culture)，将鲜活的生活样态，尤其是历史时段中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置于该社会文化的结构中加以对象化，而后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一研究范式试图将研究方式从单一提升至综合，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a)基于生产的研究；b)基于文本的研究；c)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鲍尔德温：43)这一与传统方式有机结合的努力涉及几个相关的问题：对文化本身的再界定、确定新的探索领域可能包含的范围、对此探索所必须采用或借鉴的方法论，以及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可能的缺陷以及难以回避的问题等。(Hartley: 8)人们对“文化”本身的不断界定和采纳实际上是力图说明并揭示出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延的学理性。因而，作为最具通识性的关键词“文化”，拥有了元理论的意义。这一时期以文化作为中心词的概念，如大众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地理学等相互关联的术语和范畴，形成了学术生产的重镇，这不仅使原有学科之间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互动方式，而且使得学术界的关注点发生了重大变化。(Rojek: 30—36)其中，日常生活成为重要的关注领域，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弥漫着观念形态的引导，显现着物化产品、权力和文化领导权的交叉。至此，长期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现象受到学界的重视。“文化理论的另一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值得研究。除去一些有名的例子外，传统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伊格尔顿，2009: 6)而文化批评的侧重点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形式：6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从侧重大传统与经典研读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上……70年代以降，新兴的“文化批评”，挟着女性主义、少数话语、后结构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及社会关怀，对好莱坞的电影、新闻广播、电视连续剧、各种娱乐节目的各种观众、机构历史、生产技术、消费行为及其效果等，均加以仔细研究，在许多方面确实远超过阿多诺与霍克海姆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的成果，同时不再与大众保持批判距离。(廖炳惠：45—47) 特别需要提及的，文化批评并非是一种泛化研究，而必须是一种具体研究。有趣的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与上世纪“客观”的新批评样式的盛行几乎同步。这两者似乎完全背离的方式在时间跨度上却产生了重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同时也说明研究范式的多重性值得重视。但是，若对更早发生的俄国形式主义进行考察，这种“客观”批评实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文化批评在质疑文学、美学、文化等固有的考察方式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背后的一观念系统，即依据何种观念看待文本和分析文本，较之观照和分析方式本身更为重要，这就使其内涵了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意图。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关键之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是惯例，或者依据文化研究所突出的，是政治问题。……对于符号，不同的群体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解释。”(Saukko: 100—01)就文化政治学指向这一点，文化研究走得更远。杜林(Simon During)在其《文化研究批评导论》(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归纳性地指出： 文化研究运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在其所观察到的蓄意的排外、非正义和存在偏见的层面。它倾向于将自身定位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即获取社会结构所提供的资源最少的群体。由此，这种“运用”是政治性和批判性的。其二，它旨在以分析某些繁多文化形式的娱乐性交际以及背后的社会支撑点的方式，来强化和赞美不同的文化经验。其三，作为与其他学术真正不同的标志，它旨在以非客观化方式将文化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文化研究本身渴求加入、并参与到世界之中。(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