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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老问题的交织，所以，如何揭示与如何阐释这些问题使得“理论变得不可或缺，这一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的关键时刻，由于这一发展无法加以简单解释，因此有必要对历史进行回顾来寻找可能的原因”。(伊塞尔：1)文化批评的历史性与此密切相关。我们如果考察上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出版的重要的文学理论选集或工具书，就会看到文学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嵌入了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视角。如《当代文学批评选集：文学与文化研究》(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此选集分别在1989年、1994年和1998年的新版中抽换并增加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的篇幅。(王晓路，2000: 146—49)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选集或工具书，如《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等，都增加了文化批评和研究的专门栏目或章节。(斯托里等：348—66)自上世纪末，文化批评已经悄然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书写方式之中，文学理论出现了空前的外部视角的扩容，因而人们看到了当代“‘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卡勒：4) 值得提及的是，当代外部研究与传统方式相比，其重点并不一致。传统的外部研究以作家为中心，主要围绕其时代背景、思潮和创作等要素展开；而当代外部研究则集中在文本的生产与消费、体制、政策、技术与传播方式等，并不主要针对作家个体。关注对象的变化其实是历史中的常态，如文学典律的经典化和新文类的交替就是文学史中一直存在的现象。然而对生存状况的思考带来了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进而形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变迁。1948年，T. S. 艾略特因其《荒原》揭示了人类文化状况和历史境遇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关于“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他关于“文化的最重要的观点，在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沃森：525)等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一些学人的文化批评实践也令人瞩目。利维斯(F. R. Leav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英语课程表扩展至包括广告评论、新闻学以及商业案例，以便帮助人们抵制我们现在称之为‘媒体’的影响”。(沃森：526)而作为上世纪“美国知识分子中最为重要的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研究主题“就是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其文化批评的主旨是确定自我界定的风格”。(Krupnick: 13)而后，理论的发展又将艾略特、利维斯和特里林等人的传统颠覆了，“到60年代末……文化研究通过建立激进学术领域以理解当代文化的方式，颠覆了利维斯和《详细审查》以及艾略特的传统”。(Dworkin: 123)所以，批评实践和观念本身均不是静态持续的。 文化要素的介入方式也与人们认知图式的不断扩大有关。人们在结构主义之后所关心的并不完全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建构方式，即真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这一点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就是对文学观念本身的追问。所以，打破二元对立的实质是对知识谱系背后权力的追问，亦是学界对于社会文化现状的学理考量。这一时期的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以及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均与此相关。文本界限的蔓延和文学解释的扩充使得文学理论本身出现了裂变。所以，利奇在论证文学理论的新变化时特别指出： 理论本身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质疑和分析模式(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Leitch: xxxiii)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