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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自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逐渐确定和推进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区域群体的生活样态和交往方式，这一社会文化形态持续地波及到全球范围。阶段性市场形式和经济生活给传统的社会文化格局带来了深度冲击，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群体身份(identity)和动态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重叠在一起，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图景。支配性观念由此更为重要，并引发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及文化认同的持续思考。因此，文化批评兴起与现代性兴起的历史时段和社会文化症候密切相关， 哈贝马斯将“文化批评”界定为18世纪新闻与公共舆论场所(咖啡厅、茶馆、沙龙或文艺辩论场所)的产物。不过，不太普遍流行但举足轻重的“文化批评”早在人类有书写与读者(或听众)时便已形成。……一般而言，文化评论是18世纪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产物，也是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兴盛时期的产物。(廖炳惠：49) 而文化批评的延续以及在当代的发展亦与时代风貌相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社会化与最低成本化，二者构成利润最大化前提。市场靠消费带动，而多样化产品状态下的消费，必须实施观念引领。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当代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呈现同步化，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同质化趋势。由于观念使消费与身份直接挂钩，商品符号的价值由此获得极大提升。于是，资本支配者持续将消费置换为时尚，由此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形成观念、产品、身份、利益的循环。符号价值的消费形式持续地进入群体观念中，使消费等级象征性决定群体身份划分。其次，资本跨界引发了地方文化资源被挪用和转化的现象，文化资源重要性更为凸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文化产品的共享，社会文化现状使得一些传统命题的清晰界限开始模糊。加之技术普及带来的通讯及交往方式的持续改进，信息共享的渠道得以快速扩容，大量的社会文本极大地冲击了固有文本形态，传统的精英式文化表征形式在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下与流行文化形成社会符号的混合体。 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这个发展非同寻常。(伊格尔顿，2009: 25) 对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状态，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模式显得相对乏力，学术界开始借用“文化”这一最为基本的通识性术语，赋予其新的内涵，并透过社会文化表象分析观念引导的方式、认知模式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命题。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日趋明显，并由此带来社会学方法论的滥觞和各分支领域的文化转向。 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 文化批评的当代发展也与理论条件有关，尤其与20世纪后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相关。理论发展与理论困境总是互为结构的。“理论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文学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所陷入的困境而引发的。”(伊塞尔：4)文学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方式和思想陈述方式，它通过文学文本对人与世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探求。迄今为止，文学理论试图在四个相关的领域梳理文学的功能，即模仿(imitation)、语言(language)、认识论(epistemology)及文学性(literariness)，对此，亚当斯(Hazard Adams)《西方文学理论四讲》的论述最为集中。简言之，文学语言符号对于探索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别于其他符号的认知功能，这一思想方式对于纯客观的科学认知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弥补，其认识论作用不言而喻。文学性由此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对这一复杂的认知活动，人们始终在追求相对简明的分析和阐释方式，以直接洞悉文学和思想的对应关系。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之所以影响巨大，在于他在文论的发展线索中提出了“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分析框架。(5)但是，由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加之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其时代特征，因此对艾氏分析框架的批评也是自然的，其中利奇(Vincent B. Leitch)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这一框架为基本的理论发展、反映广泛的历史潮流，提供了一个异常方便的结构图形。然而这一著名的框架也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也有缺陷。其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它仅仅到现代主义就停止了：而后面接踵而至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均未得到反映。艾氏勾勒了从模仿、伦理、表现至形式主义发展，而近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向文化批评发展的。(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