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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 J.格雷马斯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文是这一时期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文本理论的提出是有功绩的：第一，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第二，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和艺术间的分野；第三，提出了“互文性”概念；第四，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升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地位，即阅读；第五，大大扩展了书写概念，把创作变成了书写，批评也是书写。文本理论本来应该与作品理论并存，它们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四十年来的写作实践、批评实践和阅读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以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由此衍生出一些消极现象：文本的碎片化现象；主体的虚无倾向；“能指的无限性”和“游戏”说导致了对生活的脱离；去价值化。显然，继续过分炒作文本理论，特别是忘却和否定作品理论，是错误的。 【关 键 词】符号学/文本理论/作品理论 【作者简介】史忠义(1951-)，男，陕西渭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一、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符号学的得与失”这个题目太大，故以副标题“从文本理论谈起”限定之。但这几个有关文本的术语又是符号学生命攸关的关键概念，所以主标题又对它们有所提升。另外，拙文还可能涉及几个独立的学科，它们亦可以从属于符号学，题目小了便无从谈起。 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在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érale)提出来的。索绪尔当时已经提出了更应该属于符号学的概念signifiant和signifié，即“表意手段”和“表意对象兼表意结果”。后来这两个概念被语言学先用了，通译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复量”(paragramme)概念。“复量”概念是巴赫金“复调”概念的先声，遗憾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索绪尔的学生兼同事夏尔·巴伊(Charles Bally)未能充分论述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中译本的译者也未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李幼蒸先生在没有语境、未读原文的情况下把这个术语译为“副语法”显然属于误译[1]导论5。这个概念的发现，说明笔者在《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思考》里的下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使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小说体裁范畴之内。当然，巴赫金的功劳是巨大的，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话理论。”[2]363～364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有符号学的萌芽思想。 20世纪60年代起，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 J.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在法国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1964年发表了《符号学的原理》一文，1985年结集出版了《符号学的机遇》(L'aventure sémiologique)①一书。《符号学的原理》后来出了中文的单行本。这是他研究符号学的主要的两部著作。其他多部著作如《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1967)、《S/Z》(1970)、《文本的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1973)、《叙事诗学》(Poetique du récit，1977)、《符号的帝国》(L'Empire des signes，1970)、《明室》(La Chambre claire，1980)、《艾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1989)等，都有显著的符号学研究的影子。《符号学的原理》从四个维度即语言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范式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方面阐述了符号学的基础知识。《符号学的机遇》一书除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旧修辞学——记忆术》属于原理性阐述外，其他文章更多的是符号学方面的分析实践。罗兰·巴特的特点是高屋建瓴，简练，善于总结，几乎总是站在旗手的位置上。笔者以为他的符号学思想大概离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接近。索绪尔当初可能也是想开发、总结出若干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支柱就行了，可能并没有想搞出那么多数学公式来。 格雷马斯是巴特的朋友，来自东欧的立陶宛，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介绍罗兰·巴特阅读索绪尔的著作的，从而开启了巴特的理论探索之路。格雷马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格雷马斯的国家博士论文的两篇论文都是研究词汇学的。1966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结构语义学”讲习班，重在探讨方法论。这个讲习班和格雷马斯的讲稿培养了后来在法国逐渐鹊起的一代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讲稿是自成体系的，创立了语义学这门学科和这种方法论。格雷马斯的特点是低调、厚重、深邃，善于做系统性研究。80年代中期，当陈述诗学在法国学术界兴起、主张以动态的学理关系代替结构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静态关系时，格雷马斯没有争执，他明白学术领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耕耘。蒋梓骅译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3]最后收录了这位学术大家1947年至1998年的著作目录(格雷马斯1992年去世)，让我们一睹了他的风貌。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罗兰·巴特的学生，一代才女。她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她思维敏捷，善于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追踪前沿。由于她是巴特之外论述“文本”概念最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用它来阐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由于她提出了符义分析(sémanalyse)的方法论和“成义”(signifiance)以及“成义过程”(procès de signifiance)的观念，还由于她阐述了索绪尔的“复量”概念，她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Sèmé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和《小说文本：某种言语转换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两本书中。她叙述的特点是冗长，总想把自己知道的相关知识都插入进去，引用前沿时尚的东西比较多，文章艰深。 热拉尔·热奈特的特色是成就了经典叙述学。他大大扩展了美国学者布思和巴特关于叙事规律的研究，集合了当时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大大发挥了个人的创造力，他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叙述学既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热奈特的特点是淡泊名利，思维缜密，想象力强，创造力强。从学科的实际影响力来看，叙述学大概是影响最广泛、最扎实的学科。西欧若干国家的小学教育，大概从五年级开始，学生是要学习叙述学的几个最基础概念的，就像稍前刚刚学习的基础语法概念一样。中学要逐渐扩展叙述学知识。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要进行专门的叙述学训练，这是理解叙事的基础。经典叙述学很快传遍全球。热奈特后来还提出过系列文本概念，并围绕其中的这种或那种，进行过若干年的专门研究。他被其他国家一些学者视为法国形式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