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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在引用微积分、逻辑率和数论分析诗歌文本时，得出了不少公式。后来她又把这类方法引入了小说文本的分析[6]。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类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方法。但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看，这里的跳跃似乎过大和过于频繁。读者从诗作中体会的，首先是诗的意境美和意象美，而众多的数学公式属于科学范畴。两者之间的频繁跳跃似乎给人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感觉。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是文本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文本。译完这部文本后，笔者写下这篇拙文，意在从四十年的文本实践中做一点总结，以期对文本理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从问题学的视野看，20世纪60年代，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受结构主义和19世纪末传记批评的影响很深，其时的结构主义已经有点僵化但仍然居于某种支配地位；而19世纪的传记批评观断定文学作品一定都与作者的生平相关，批评界应该从中提炼出作者的传记来，这种观点既僵化又狭隘。这时候，罗兰·巴特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文本论，作为一种差异，有其合理性。为了使这种理论立足，矫枉必须过正自古以来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的观念是对当时问题的回答。但是，这种回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语境下，问题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时就需要新的差异来修正先前或者过分或者如今看来已显陈旧的东西。这时候，学术界发现，批评界不能是形式主义一枝独秀，不能长期理直气壮地忽视内容，于是人们重新发现了作品观的合理性，发现了内容与形式、作品观与文本观的互相性。这种看法显然比非此即彼的做法更合理。这样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历史性，体现学术界的历史性意识。据说，克里斯蒂娃本人在最近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对当时提出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概念已经有所反思。她强调两点，一个是当时是针对结构主义的，二是这属于过去，我们要向前看。②显然，继续过分炒作文本理论，特别是忘却和否定作品理论，是错误的。 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和新观点，我们仍将持很开放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