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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些开创者开始，符号学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过广告、城市规划、医学等，同时期的法国学术界还出现过电影符号学、绘画符号学、时装符号学等。但奇怪的是，符号学研究出现过词典，把所有研究热点和出现的新词都收进去，但似乎却没有出现过一部比较统一的教材，不像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那样，每隔几年就出现一部新的教材，在先前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大概就是符号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庞杂，涉猎面宽广，却难以总结出各学科和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基础知识，这一点是有违符号学的初衷的。 符号学传到中国以后，也拥有大量的知音。李幼蒸、张智庭等人翻译了一些符号学的专著。叙述学的研究自然最热门，成果也最丰硕。全国每个省和每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叙述学的研究者，涌现了像申丹这样国际知名的叙述学研究专家。申丹还大量介绍了英美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成果。法语国家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但鲜有介绍。傅修研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特别是古汉语的叙述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四川大学赵毅衡的团队编辑了一份电子版的符号学研究专刊，不时刊发一些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信息和成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扩展到绘画、摄影等多种领域，甚至也出现了符号经济学。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也没有符号学教材。笔者知道有些学者曾经向学生开设过符号学课程，编有符号学讲义，但那类讲义是很个性化的阐释。符号学研究中也有“走火入魔”的现象发生，例如有人提出“脑文本”、“精神文本”等概念，自以为创新。学术界有大量更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去做，为什么要钻这种牛角尖呢？“脑文本”或“精神文本”是看不见的，如何去界定、去证实它的存在并进而进行分析呢？ 二、文本理论的得与失 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书写的《文本理论》一文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的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把文本方面的几个关键术语的提出和论证都归功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提出的第一个功绩是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表面文字即现象文本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无始无终的意义生殖空间，谓之曰基因文本。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成义活动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犹如考古中搞一个纵切面，人们可以从纵切面上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痕迹和地质层。在文本这个空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义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面。因而文本是一种多义空间，多种可能的意义交织其间。这样，成义过程就与意指概念相区别，文本与作品相区别。意指和作品属于产品、陈述文和交际活动范畴，而表意工作、文本、成义过程则属于意义生产、陈述活动和象征活动范畴。意指和作品的主体是比较明确的，而意义生产的主体则是裂变的，雾化在整个成义过程中，整个历史中。 文本理论的第二个功绩是，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和艺术间的分野。用巴特的话说：即“成义过程是工作中的文本，它不承认言语科学强制划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在现象文本层面得到承认，但却不能在基因文本层面得到承认)。成义过程是言语未确定性时隐时现、捉摸不定的微光，依稀存在于作品的所有层面：存在于声音之中，声音不再被视做专门确定意义的单位(音素)，而被视为冲动运动；存在于义素之中，义素较少语义单位的性质，更是种种联结之树，并被内涵和潜在的多义性带入一种普遍化的换喻之中；存在于义群之中，其中互文性的冲击和回应比正统意义更重要；最后还存在于语篇之中，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4]303～304。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所有的表意实践均产生文本。旋律也是一种文本，远甚于一种音乐类型，它是纯粹肢体能指的和声与语言的混合，等。文类分野的消除便于打通，从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表意实践。 文本理论的第三个功绩是，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互文现象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的、也是永恒的现象，但是人们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意识，“只缘身在此山中”。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对话主义、对历史传承性和横向关联性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未来前景的认识。广言之，任何试图割裂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关联、任何试图彻底埋葬传统文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的任何创新都以先前的成果为基础。互文性也从根本上论证了泛对话主义的真实性。 文本理论的第四个功绩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升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地位，即阅读。传统批评的基本兴趣或者是作者其人，或者是作品制作的规则和规律，一向轻视读者。文本理论认为在意义生产范围，阅读与写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读者与作者同样参与书写。“在真正的阅读中，读者是一个不让须眉、一心想写作的人”[4]305。文本理论的提出对同时期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阅读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如今读者的主动性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 文本理论的第五点功绩是，大大扩展了书写概念，把创作变成了书写，批评也是书写。罗兰·巴特甚至妙趣横生地说，批评家不再存在，只有作家。这种观念对于破除创作神秘感，让创作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认识论而言，文本理论的提出是人们尤其是学术界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笔者以为，文本理论本来应该与作品理论并存，它们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四十年来的写作实践、批评实践和阅读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以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稍嫌消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左传》里有“和而不同”的古训，可以用来理解文本理论与作品理论虽然不同但却可以和睦相处的愿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很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却能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取长补短、相互理解的现象应该给我们以启示。然而西方思想传统中二元对立和思维一定要极端的倾向，对于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罗兰·巴特所说的“它(文本)毁坏交际的、再现的或表达的语言”、“多义性、对话性、愚弄并挫伤内涵义的空白写作与阅读关系和发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持续颠覆等……这是一种向构成我们日常社会性的主要类型如感知、理解、符号、语法甚至科学发起严重挑战的实践”[4]301，307等现象，就是上述二元对立传统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