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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茀跳出了“矛盾”与“非矛盾”的争论范畴，提出不应该将本体论局限于文学领域，并认为“文学本体论”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在于茀看来，本体论应外在于文学，成为研究文学、艺术，甚至是美学的方法论。实际上，于茀也恰恰认为兰色姆的本体论就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贯穿于“新批评”的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中，其宗旨也即是从哲学的‘本体论’视角去研究文学，“就像认识论从认识的角度、伦理学从伦理角度、心理学从心理角度来研究诗歌一样。”因此，兰色姆的“本体”“仍然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的，‘本体’的含义仍然是在世界的本原……兰色姆的本体论诗论是以哲学本体论为方法论，来最终规范诗歌的本质特征的一种诗歌理论”[9]。于茀忽略了兰色姆在《新批评》最后一章“呼唤：本体论批评家”中所强调的文学本体论批评应摆脱道德批评、历史批评和哲学批评的前提。只将本体论在哲学层面上加以理解、应用，毫无疑问地与这一主张相抵触。尽管于茀对于“文学本体论”这一提法的反对值得商榷，但是他对于兰色姆的本体论的阐释的确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的确值得学者们思考。 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 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的本体论实际上是实体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即认为有实体的存在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康德及其之后的思想家对传统本体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以伦理本体论取代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本体论。康德之后，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为代表的哲学家提出了具有本体地位和作用的意志和生命，以取代传统本体论中的实体和逻辑。这标志着本体论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在哲学传统中，本体的问题是人类可以思考的或能够思考的关于世界存在的最根本性问题之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致思方式会生成不同的本体论，但都有相同的进路，即对本体的追问。纵观思想史中不同的本体论，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现象：本体的生成是规定性的。世界的本体自古希腊起被规定为形式迥异的“始基”，从构成自然的“气”“火”“原子”等具体物质逐渐延伸至某些概念性的“数”“理式”“实体”等抽象之物[10]。笛卡尔则从不同的进路规定了本体，即：“我思故我在”，从此规定了“我”作为精神实体的合法性：“我既然认识了上帝，我就有办法取得关于无穷无尽事物的完满知识”[11]。精神和物质，在笛卡尔看来，是相对独立但共同构成世界本体的实体。叔本华和尼采认为意志就是“永恒生命”本身，具有本体的地位，因此将“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规定为世界的本体，有如万物之母，“永远创造，永远求生，历永恒劫难而常青不朽”[12]。 传统本体论即是以古希腊哲学为起点的西方本体论。自古希腊时期起，人们就开始以一种追根溯源的方式对于世界的本体进行不懈的追问。这种追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本体由物质转向抽象概念。如果将这种追问方式盲目地进行下去，不仅会走入困境，还会误入歧途，最后迷失了本体追问的初衷所在。在这种传统的致思方式的引导下，人类对其自身的生命和人类生存的世界进行了抽象化、概念化和科学化的处理，其最终结果将是掏空、损毁人类生命的基础，以至于终结自身。我们不应忘记，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根基才是本体论本该观照的对象。事实上，本体与其说是一种实体，不如说是一种承诺，它规定了与人无关的“终极”真理和“终极”存在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幸的是，西方传统本体论执著于这种刨根问底的致思方式，无意中损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石，导致了“本体的遗忘”或“存在的遗忘”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 首先，传统的本体论将本体实体化、物体化、客体化，把本体视为冷漠之物，即“实体本体论”。实体本体论认为，“有物存在”，把本体预设为某样真实存在之物。较之普通的“物体存在”，此本体之物具有更高的本源地位，是一种更终极的存在。虽然在不断的刨根问底的过程中，对本体的规定逐渐由具体之物转向抽象之物，但依然抱着“有物存在”的信念。这即是“实体本体论”。其根本的问题在于，一旦将本体实体化，人们就必然要从一种纯粹客观的视角来审视本体问题。这样，“本体问题”便转化为“实体问题”，也就造成了本体即实体、实体即物体的演绎性逻辑等式，由此便衍生出以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追踪本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然而，人类的情感世界、理想世界、心灵世界、艺术世界和文化世界都不应简单地当作一种物体性存在来处理。 另一方面，传统本体论将本体概念化，以抽象的逻辑方法处理本体问题。传统本体论的前提假设是事物背后普遍地存在着一致性的本原基础或本质规律，由此引出对于事物的普遍概括以寻求本质规律的思维方式，认为通过思维逻辑可以把握本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通过逻辑概念寻找抽象的、普遍的本质规律。因此，透过经验现象寻求隐匿于其后的超验的抽象的本质就成了西方传统本体论终极目的，而能够展现这个抽象的本质的话语言说就成了具有本体地位的“逻各斯”，从而也就成了具有实体性地位的普遍本质规律的符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