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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文学性”的定义是可商榷的，但是他们这种不从概念出发，不受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从文本自身出发，从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区别出发来辨别“文学性”特征的做法，却开了文学研究的先河，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前文述及英美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文论，是从正面接受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结构主义与其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点从雅各布森后来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主力干将就能得到证明；英美新批评派即使不能说受了它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也恰好和形式主义对文本的重视是一致的)。然而，从抽象意义上来定义文学，也许是最简单不过的，比如说文学是模仿、是表现、是游戏、是说教或是意识形态等等，不管怎么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遗漏，无法让人明白什么是文学，也无法深究对错。但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开始，“文学性”概念的提出，视角转变了，探讨的方式方法改变了，关于文学的观念也随之转变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成为了具体可感、可以实证、在操作中较易说明、真实存在的可以把握住的东西了。 恰恰是这一观念的根本改变，当我们开始从文本、从语言、从细节去把握文学时，带来了两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其一，我们开始了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和否定，而这种怀疑直接指向了文学本身。在宏大叙事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艺术生产形式、作为一种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能否彻底揭示出它的本质和规律，是否能完完全全地把握它。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之中，文学的“终结”甚至是“死亡”的呼声，标示着人们对这种独立的审美类别的存在深表怀疑。其二，当我们努力去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时，结果却是愈益混淆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就像我们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看到的一样，“文学性”在不断扩散，甚至是无限泛滥开来，被人们发现广泛地存在于各种文本书写之中，因而我们的文学理论所探讨的对象，也已开始扩散到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等各种文本中。正是这两个后果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理论的基础和指向，使得“文学性”从学理上再度成为问题(周小仪在文章中谈到“文学性”概念具有西方话语霸权色彩，也可看作是“文学性”成为问题的根源，但不是学理上的根源(16))。如果不能认识到“文学性”概念在历史的建构中出现的这种始料未及，尤其是不能认识到当下文论和文学创作实践出现的种种新现象，而单纯把这个概念作为某种对精英文学观念的坚守，作为能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的本质属性，也许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