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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一直到现在，“文学性”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的热点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论著讨论它。“在中国，倡导文学性的文章几乎覆盖了文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文艺理论、西方文论、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现在的学者对文学性的光彩内涵拥抱者多，赞誉者多，批判者寥寥。”“人们只关注文学性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并认为它基于人类普遍的审美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文学性作为普遍的、世界的、全人类的财富，拥有它即可超越中国学术自身所固有的本土性和地理局限。”(12)许多人以为找到了“文学性”，就像找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一样，可以借此确定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形式类别，从而将其与种种非文学的文本形式一劳永逸地区分开来。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指导之下，他们无视“文学性”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而且简单地把这个概念从其作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以区别于非文学，到它被当作一种历史的建构，成为有“文学性”的文本的一种特征的不同意蕴变化，理解为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并将焦点集中在对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等非本质主义观点的评析上，甚至用简单的价值判断的形式，来争出个是非对错。或者批判非本质主义观点，强调文学应该具有适合所有文学作品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或者否定本质主义观点，强调文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形态，强调文学与其他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 这种讨论的落脚点依然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要让文学真正成为文学，让文学研究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研究，而不是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研究等，就要保持文学的纯洁性，从而坚守对文学的信念，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心态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保守的传统文学观念：第一，认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具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第二，虽然未必能给出一个关于文学的定义，但认定一切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必定有它的不变的本质规定。如雷吉纳·罗班所说：“当卢卡契在文学思考领域具有不可争议的权威时代，或者当现代派提出各种形式结构、语言结构或强化表现手段以动摇卢卡契的地位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大家都多少知道‘文学’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肯定文学已经有准确的定义，但至少有目标，尽管这一目标还有争议，有自己的操作方法，在文化形态、集体记忆和社会思维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着自己的功能。”(13)所以当他们面临着当下的文学状况时，或者虚幻地坚持真正的文学并没有衰落，许多经典作家依然活跃在文坛上；或者感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逐渐被其他学科消解、被图像消解放逐的命运。即对他来说，只有过去的那种精英文学才是文学，而当今泛滥开去的大众文学，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种种流行文字，只不过是暂时吸引人眼球的游戏而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试想现在搞文学研究的人，多半都是各大学的教师和科研院所的专职研究人员，他们天天在给学生讲着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告诫学生要通过了解经典来建立我们的文学观念。在这个圈子里，除了专门研究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人之外，能有几人会对这些感兴趣？就像我们问学生是否看过那些经典作家作品时，学生会一脸茫然地回答“没有”一样，拿那些学生们在手机上阅读的小小说之类来问问这些教授博导们，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会很茫然的。所以，无论是对文学信念的坚守，还是匆忙宣布文学已经终结，宣布一个所谓的“后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他们都是在这种保守的传统文学观念、即在坚持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意义上理解和把握“文学性”这个概念。 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文学性”这个概念，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其强调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要保持文学的独立自足性，但是这个概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把握文学问题的新的可能性。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主张，便是顽强地坚持内在文学性，以及固执地拒绝脱离‘文学事实’而转向其他的理论形式。因此，不论他们的系统思维的最终价值如何，文学批评只能从他们的起点开始，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最有条理的抨击(如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对他们的指责)也从未否认过他们在起始时这种方法论上的正确性。”(14)所谓起始时的正确性，就在于它改变了我们提问和研究的方式与思路，“抛弃了他们之前曾影响文学研究的类似神秘的象征主义理论原则”和任何先入之见，“而是以实践的、科学的精神把注意转移到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实在上”，从作品、或者说从文本自身去辨别它所以成为文学的成分。“文学不是虚伪的宗教，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律、结构和手段，它们应该就其本身被研究，而不应该被化简为其他东西。”(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