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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文论同样是在明确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基础上来理解“文学性”，并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结构上，试图通过对这个语言符号的结构进行细致而深刻的解读，探寻到它的深层结构及深层蕴涵。诺斯罗普·弗莱强调：“文学存在于它自己的宇宙之中，不再是关于生活与现实的评论，而是蕴涵生活与现实在一个词语关系的结构之中。”⑤弗莱把这个词语结构看成是某种神话原型的隐喻或象征，托多罗夫把它拆分成某些叙事单元，普罗普将之区分成二十一个故事功能来分析俄罗斯民间故事，列维-斯特劳斯把它分解成不同的神话元来分析古代神话，而格雷玛斯则把文本语言变成一种矩形结构来分析作品。无论他们采用怎样的方法，都是从对文本的语言结构的关注入手，并透过这个表面的语言去寻找它的深层结构或深层蕴涵。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个深层结构或深层蕴涵体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这也就相当于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 以上各家各派虽然在对“文学性”的理解上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也有重大差别，如俄国形式主义注重的是语言的使用技巧，雅各布森所谓对语言有组织地施加“暴力”，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效果，都是和语言运用直接相关的。什克洛夫斯基明确指出，文学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内容和题材，而是语言的技巧和手段；英美新批评派则继承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在文本细读之中更加关注通过隐喻、象征等表现出来的对现实政治、伦理等的揭示，或者是个别作家以及个别作品与整个文学传统这个有机整体之间的关系。但他们都重视在对文学与非文学做出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性”这个概念，强调文学之为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内在属性，而不应该像社会历史批评或伦理批评理论等那样，无限地扩大文学的外延，把许多本属于人类其他精神生产形式的内容，以及与文学不相干的内容都牵扯进文学的范畴。其次，他们对“文学性”的关注，即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都强调要回归文学作品的文本，回归到作为语言的艺术对文学最初的体认上。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既是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的最初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经常采纳的意义，即把“文学性”看作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是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⑥，从而强调文学研究要摒弃一切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回归到对文学自身的研究。201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在总主题下设立的第一个分论题即是“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这表明，在近年来文化研究泛滥、解构主义流行、后理论氛围浓重、文学终结的论调高涨的语境下，文学研究愈益被其他学科抢夺了领域，挤占了生存空间，变得举步维艰。因而我们要再一次厘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确定究竟什么是文学，确定文学不同于人类其他精神生产形式的本质属性，从而坚守对文学的信念，确定文学研究的对象。 然而，第一，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讨论“文学性”的问题，却多半都是把西方自雅各布森提出这个概念以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一遍，很少能说清楚“文学性”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被普遍认同的“文学性”概念定义，这种讨论于事无补；第二，在倡导“文学性”时，过分强调了文本的意义及语言的意义，甚至要回归到作品的文本和语言之中，我们将无法面对种种新媒体技术中的文学形式；第三，当我们建构起某种文学的本质属性，形成某种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体认时，尽管这种体认可以是被学界普遍认同的——除非这种本质属性是其他人类精神生产形式所不具备的，否则我们就必须面对一种情况，即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在众多的非文学文本中存在的这种“文学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