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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半个世纪前经由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所发起的“从作品到文本”革命，是想从根本上颠覆文学的主流话语秩序与价值体系，树立单纯文本的权威；那么，今天由新文本主义所践行的“从文本到作品”的再革命，则是力图在传统话语秩序与文学价值体系内，对文学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意义的建构性之再寻绎。不同的文学表现介质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价值的悟解，不同的文学存有空间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这是千余年来几乎所有中西方经典文学理论所肯断的结论。这一毫无疑问的“定论”，成了新文本主义理论革命的对象。 而较之于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所标举的文本观，新文本主义带来了五大文学观念的重要变革：一是在文学本体问题上，文学“作品”取代文学“文本”而再次成为新的文学本体；二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上，作品的“编辑”“出版”等外在形式活动取代“作者”与文本内在“语言”而成为新的文学意义源泉；三是在文学阐释空间上，文本意义的封闭空间被延拓为作品空间与释读视域的无限融合，文本独立的语言系统与形式结构被移易为作品多维语境的跨时空关联；四是在文学批评标准上，文本外在的形式与情境要素取代文本内在的话语与结构系统而成为新的文学评判尺度；五是在文学存在形态上，作品单一的物质或精神存在属性被升级置换为多重媒介的互文性共生，文学的存在形态由此在不同媒介载体之间交织穿行。 回过头来看，那场流行于四十余年前欧美先锋理论家群体中暴风骤雨式的“文本”革命，今天已冷却为理性的深刻反思。但“文本”的光辉依然四射，它依旧是文学话语分析的利器。“作品”作为“文本”革命之前曾经的文学话语重心，今天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如何完全走出“文本”话语的阴霾，而是如何克服传统的研究范式而实现自身的再革命。这就要求我们重回文学思想的源头，重拾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古老命题：当我们谈论作品时，这意味着什么？当“文本”放大为“作品”时，它向我们敞开了什么？ 而新文本主义循文本与文献为问涂门径，虽苦学精究于文本之外在形式与历史，却并不泥于部次甲乙、取便稽检之簿录工夫，而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究文学之大道。因而不同于语文学(Philology)或文献学(Bibliography)意义上的文本主义——后者作为经典的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之前一直以发现最佳文本(best text)为嚆矢，而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原始文本，却不在其视野之内(25)；虽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形势陡转——学者们反思文学现代性的观念而坚持文本编辑的一致性与责任感，试图在文献文本与辅助性的历史材料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本的原初面貌——但力图寻找一个权威版本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并未改变；今日新文本主义所要做的，并不是揭示原始文本的原初风貌与原始意义，而是探究后世编辑者与阐释者在建构多样流传文本时，其活动本身所具有与所赋予的意义。世易时移，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晓古希腊某一文本的原初语词与确切意义，正如我们永远无法明晓那一时期人们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样。原始文本的原初词语模糊了，原初意义失落了，但它会被新的语词所代替，会被新的意义所填充。因为文学本为人类活动之一种，人类活动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丰富性；因为文学本是某种“存而不在”的话语敞开，不管是早期口口相传的话语吟述，还是后来多种媒介载体的有形叙事，抑或今天虚拟数字的符号刻录，只有当我们试图阅读、领会、理解、解释、传播时，文学之门才会豁然敞开。 而本文也更倾向于认为，由新文献学所启发并重新阐扬的新文本主义理论，虽萌生于文学自律性观念，但其有效性却基于开放的文学结构，因而不仅适应于对作为自律性的文学学科诞生之前，而且更适合对今日文学因媒介革命而复又走向“大文学”学科时代的文本分析。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弥散一体，抑或当文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求得长足的发展时，“新文本主义”就有了用武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