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若将新文本主义理论视为一种内在式的作品批评，那么，其方法论的明晰是必要的。 新文本主义舍弃结构主义式的纯文本分析努力，抵制文本非物质因素对文本意义的侵占，重新还原文本的原初生发语境，突出文本物质性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1)在文本形式与内容不协调时，形式优先；(2)当文本观念与文本历史相冲突时，历史优先；(3)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相背离时，读者意图优先；(4)在出版目的与传播目的相乖讹时，传播目的优先；(5)当原始版本与衍变版本不一致时，新近版本优先。 基于如上原则，新文本主义学者杰罗姆·麦加恩提出了新文本批评的一般方法论程序：首先，找出批评文本的主题、主旨，并运用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确定“文本的原始要素”。其次，找出文本对应的语境及其表现特征，划定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次级要素”。最后，将第一个步骤所得要素进行范畴的分类，组成范畴系列；再将该范畴系列放入第二个步骤所得进行回归分析，解析其具体含义，厘定“文本批评的最直接要素”(20)。根据新文本主义，只有进入第三步骤的分析，文本的真正含义与隐含意义才会渐次明晰。具体来讲： 第一步骤：确定“文本的原始要素”，包括： (1)作者 (2)其他参与文本生产进程的人物或群体(比如合作者、编者、抄写员等) (3)原始文本不同的生产阶段或时期(各阶段相关参与要素明确的功用、目的、特征等) (4)原始文本生产进程中的材料、手段、模式(比如物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等) 显然，第一步骤中这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早期理性主义哲学分析模式在文本分析领域的移用，只是文本分析的预备工作，目的也只是获得文本批评的基本素材。 第二步骤：确定“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次级要素”，分为两类： (1)作者生前作品的再生产阶段诸要素 (2)作者身后作品的再生产阶段诸要素 如上两类均可涵括第一步骤中的全部或部分原始要素序列，从而便于使第一步骤所含的原始要素语境化。按照新文本主义，原始要素只有进入具体的生发语境，其意义才能确定。因为语境的不同，即可导致意义的不同；由此衍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文本关联要素分析重点的变化。比如，要分析“作者”，经典的文本批评秉持“知人论世”的分析方法，企图通过追索“作者”的出身背景、教育经历、社会环境、人生遭际、价值观念等要素来还原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并以作者意图确定文本意图。而若将“作者”置入第二步骤划定的语境，那么，分析的重点将是“作者”的具体“再生产”过程，而非稳固的“作者”本人。换句话说，通过分析“作者”在不同读者、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不同机构、不同意识形态中所呈现的观念序列，使著作权意义上的“作者”退离文本分析的中心，而第一序列中所枚举的“其他参与文本生产进程的人物或群体”，则成为文本分析的新中心。同理，对“作品”的分析，第二步骤的语境化分析，也会使那种一贯戮力于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经典文本分析，移易为对作品的“再生产”如何影响作品本身意义的分析。这种语境化的回归分析，当然并不止于单纯的技术策略，它还具有观念革新意义：“历史的某种模式，在文本中以一种完整文学化的形式得以表达；而对这些形式的批评性分析，则反过来引导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及社会历史模型洞察出人类文学活动的真义。”(21) 第三步骤：确定“文本批评的最直接要素”。这主要指批评活动本身所包含的一些技术性要素，它常以某一类型的批评面目来呈现，表现为对文本文献、编辑、词汇、评论等不同要素的专业性具体分析，特别是针对“文本语词形式变化”与“文本语境内涵变化”(22)。 首先，当通过文本批评来揭示文本语词的变化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说明不同文本的不同语境会生发不同的涵义，而毋宁是要说明作品自身包含的意义冲突、张力。比如，一直被英语世界广泛誉为是继托马斯·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W. H. Auden)的作品《1939年9月1日》，首次发表于《新共和国》杂志。但由于诗人对这个诗篇并不满意，故而在1949年收入《奥登诗选》时，诗人删除了原诗的第二诗节，甚至后来诗人直接禁止这首诗的出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由爱德华·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所编选的《奥登诗集》，就删略了这个诗篇(23)。新文本主义学者举证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何以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的任何一个语词文本时，其他语词文本也必须同样诗意地在场，否则其意义就会含混难现。再比如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代表作《诗》(Poetry)，最初发表时为30行诗，此后在1935年与1951年出版的《玛丽安·穆尔诗选》中，这个规模的诗篇得以延续。然而，到了1967年出版的《玛丽安·穆尔诗歌全集》中，原初的诗歌被作者本人删减到只剩3行(24)。今天，这个只有3行规模的诗歌文本已被欧美学界认为是权威版本，尽管仍有30行版本的流传。举证这个例子，当然不只是说明不同文本体现不同意义，而是要表明缺乏对该作品其余文本的阅读将会妨碍我们对该文本意义的理解：我们阅读玛丽安·穆尔诗歌文本的活动，实际就是要求两个文本的亲密邂逅与意义生发，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单纯是文本意义的释读者，而毋宁同时就是文本意义的建构者，是文本内在意义向外延伸的执行者；而作为文本创造主体的“作者”，也不在于要表达一种明显的写作“意图”，它毋宁是要创造一种文本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文本的多元意义生发才有可能。 第二，在文本语词分析的基础上，文本批评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的文本语境，比如大的历史语境(时代、社会、文化、政治等)，与小的文本语境(不同编选收录文本之装帧、设计、排版、目次、序列等不同形式要素组合，与不同流传衍变文本之“注”、“疏”、“注疏”、“集注”、“汇校”、“注译”等不同内容要素融合)，彰显不同文本隐含的非同寻常意义，揭示源文本与流传文本的辩证关系。根据新文本主义，同一文本，编入不同的文本语境，便会滋生不同的文本意义，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比如，我们将李白的《蜀道难》编入《李白诗选》，就与编入《唐诗选编》或《历代山水诗选编》，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倾向于表现诗歌自身的审美特质，关注的是诗歌自身的审美意象；后者则进入唐代诗歌或历代山水诗歌的整体历史语境中，表现诗歌自身的意义张力。又如，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收入《中国古典文论选编》，与收入《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前者突出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独有的白描式批评风格，后者则构成了中国美学心路历程的重要一环。虽然同一文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意义影响，常会由于读者无意地忽略而难以凸显，但它却无法根本泯除，而仍将以特殊的面貌与意义适时呈现。虽然同一文本的流传史与接受史，可能会由于某种历史的因缘际会而发生重叠，但却无法同一，它仍将依循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交错前行。文本批评的第三步就是要阐明并解释这一事实，为进一步的文学批评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