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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谣言、流言的风险阈限关系到集体语境和现实情境 对个人私生活闲言碎语的微观互动，变异扩大为对集体语境和危机情境的社会认知，谣言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具备。谣言和大多数梦境一样，能指都善于伪装并启用旧有的素材，所指诉诸阐释的都是当下处境的“受伤的想象”。 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广受热议。三鹿奶粉、三聚氰胺、苏丹红、香蕉致癌等等，受众被包裹在此类氛围中，产生对食品质量和陌生人群过分的焦虑情绪和心理防御，这使得这些领域成为谣言叙述的策源地，微不足道的星星火源都会成“燎原之势”。具体的机制表现为：历时性的集体记忆和共时性的现实情境层累叠加，在特定语境中，相关群体的叙述就会像自来水加热，能量不断累积。在焦虑心态和猜疑的驱使下，受众容易把社会生活中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彼此联系、想象、夸张、渲染，最终结果是信息的变形扭曲。(38) 历史、神话、故事传说总是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演，同样，谣言也是如此。“集体记忆，包括对过去谣言叙述的集体记忆会催生新的谣言。人们会将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融进对有关新的谣言的叙述。”(39)谣言所过之处，如同昆虫产卵，在更多受众的个体记忆中投下了“虫卵”，这些虫卵如同潜伏的病毒，伺机追寻合适的环境，再次孵化，以一种崭新的面目浮出世面。卡普费雷(Kapferer)说：“谣言的反复出现取决于环境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抑制和疏导的做法，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它是一股地下水，只要有裂缝，水就会喷涌出来。”(40) 在古代传统社会，以人为媒介的人格化的信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在场的人际互动频繁，日常交流和人格化交易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社会整合程度高，风险系数整体较小，谣言引发或转变为社会风险的阈值高，官方对谣言的防范意识较弱，于是谣言和现实的社会风险之间形成相互递减的螺旋结构。反观今天，我们生活在媒介的“拟态环境”和程度不一的“风险社会”之中，风险阈限较低，社会整合度低，谣言叙述的时间和空间在互联网世界被压缩，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合力，容易使谣言迅速扩散转变成集体想象，外化为一种舆论压力，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安装了引信。这客观上致使我们偏重于谣言的现实层面而忽视了它身后的历史传统。 德国学者诺伊鲍尔深刻洞悉谣言背后深层大传统动力，他认为：谣言的修饰变异绝不是凭空臆造的，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而是历史的一部分，根源于民族集体无意识，并承载着历史的呼应，唤醒的是集体记忆。谣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的历史。(41)这种理解真正揭示了谣言叙述背后的深层动力，也就是人类学诗学所论述的意义治疗和话语实践。只有故事叙述将个体时间从零碎的、与个人无关的状态消逝，向一种模式、情节、神话转变，从而将时间人格化。(42)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找寻一种叙事，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们都想将某种和谐引入到每天都不得脱身的不和谐与涣散之中。因此，我们也许会同意把叙事界定为消除心理混乱的一种方法。我们常说理越辩越明，其实是让在场的叙述逐渐获得了秩序和方向感，因为讲述故事的冲动是而且一直是追求某种“生命协调”(43)的愿望指使的。 神秘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民间信仰，使中国谣言叙述自古以来和文化传统中的采生折割巫术、符咒、魅术、扶乩、神谕、谣谶、诗谶联系紧密，产生了神秘感和冥冥之中的力量感，并像梦魇一样会嫁接集体潜在的或显性欲求，形成零散的片段。应对不同情境时，“片段”进行不同“组装”。从“蕉癌”报道畸变为人吃香蕉致癌谣言，艾滋病扎针，叫魂(44)等都可以看出，文化大传统基因的谣言浸润性(易感性)起到了关键作用。(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