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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谣言的本质是文学人类学意义下的叙述，虚构与否不是谣言和流言的分水岭 谣言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存在的广义叙述的遗留物，其产生和人类的想象、叙述、求证能力相适应。文化传统中的口头叙述传统是人类文化分蘖之根，大传统视野下的叙述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文字的口头叙述传统；二是与文字书写传统并行的口头叙述。尽管互联网压缩了谣言叙述历时性变形转换的时空，但其核心特点依然是口头形态，前文字时代开始的口耳相传的“歌谣”是谣言的“前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是谣言的今生。这一点从目前《词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的义项就能看出端倪。③ 就像福柯探讨“精神病”生产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医疗技术催生了“精神病人”。“谣言”语词意义生成也大致如此。信仰时代王权对信息的获取都需倚重“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谣言。听谣、采诗、祝祷、告神之类的日常叙述活动，都是口传时代考查社会治理合法性的高级证据。儒家继承这一知识传统：“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④由于叙述媒介及证伪技术的局限，人类早期的以“谣言”形式存在的信息传递本身就难辨真伪，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辞海》在“谣言”条下，定义“谣言”为“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⑤ 纵观信息传递的历史，真伪分野的知识传统产生于19世纪。在此之前，包括历史也被认为是广义叙事。20世纪，对于历史表述的科学性，瓦莱里(Valery)、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米歇尔·福柯(Foucault)都持怀疑态度，直到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表述区分开来。在怀特看来，历史文本表现为历史叙述，对历史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诗学。谣言和流言的区别一样超越了虚构与事实的分野，区别主要体现在内容、发生语境和传播情境等方面。当谣言作为集体意识表现出来的时候，它鲜明却又隐讳地透露出所针对的对象，整个传播过程就在这种透露中不断完型自己的叙述结构。⑥ 国内有学者以动机“恶意”、“故意”与否来区分谣言和流言。⑦卡普费雷在总结了汗牛充栋的谣言研究成果后早已直言不讳地告诫那些对谣言持有偏见的人：“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负面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它把对谣言的理解引上了一条死胡同……另一方面，这一观念似乎是由一心想教训人和教条的想法所驱使。”⑧ 首先，流言和谣言伴随着人类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判断却经历了一个由口头传播到书写传播两个阶段的意义迁转。在传播史上，信息以口耳相传的传播历史远远长于白纸黑字的书写传播。从有历史记载到春秋时期：《书·周书·金縢》、《诗·大雅·荡》、《礼记·儒行》都只有“流言”一词，而早期“谣”和“言”连用又独立成词，“谣”(1)指“无音乐伴奏的歌唱”，(2)指“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⑨《南史·梁武帝纪》中有“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⑩“谣言”并非贬义。考察两个词语在早期典籍中的记载，不难发现：从中性词“流言”到今天贬义的“谣言”，有一个从口头传统向书写传统演变过程中的“层累构成”和意义的扭转。书写的话语霸权强调“白纸黑字”的实证，对口耳相传时代以“谣”为主的传播贬损并使之边缘化和“污名化”。此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成为不可靠信息的代名词，难登大雅之堂。从传播史看，人类从倚重口头大传统的“有口皆碑”到倚重书写小传统的“树碑立传”，话语诉求发生根本变化。口头传统倚重口述及其信用，尊重“述而不作”(孔子、老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等)的人文主义传统。书写小传统兴起后，这一传统遭受质疑，不得不靠自证清白的“证伪体系”。最终，新兴的小传统借助于文字暴力丑化、妖魔化口头大传统，攫得了话语权力。因之，“谣言”也由周礼以来儒家的“察谣听政”的知识传统，演变为执政者竭力妖魔化的“造谣惑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