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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形式/结构主义下的文学/文本理论，强调的是作品/文本内部独立自主的规律，“排除了文学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56)，从而与作品外部的社会、历史环境划清了界线，那么历史学科与之保持一定学术距离是在可解理的范围之内。相反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解读架构，则对历史学产生了影响。Mccallum说道：“大多数历史学史家仍然觉得这门学科大体上还是经验性和实用性的，完全不信任抽象和理论……然而，受到刺激的历史理论家正着手抵制由于一些历史学家不愿辩护自己的研究方法而造成的历史边缘化。最近的历史著述理论化的重点有三：叙事策略、修辞技能与理论依据，其中，叙事策略显然与后现代小说及其理论的关注点有共同之处”(57)。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应是很好的例子。怀特在受访时面对提问：“从《元史学》到《形式的内容》，你有什么演变吗？可以看到其中有大的变化。”他的回答是：“我积极地应对后结构主义。”(58) 一般而言，历史学科往往会将解构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叙述，怀疑史学家的真诚”(59)，认为“这一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如果历史学家能对史料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60)本文无意于此深究“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目的论”关系(61)，本文可以确定的是后现代文本解释框架能够“解放”史料的范围：“诸如建筑、艺术、电视、电影、时尚、流行音乐、休闲、消费、娱乐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都是脱离正统之后，真正能够了解文化原质的素材”(62)。当然，后现代解放史料的威力也扩及到了“图像”或是“可视文化物品”，各式各样和后现代/解构主义有着亲、疏学术血脉关系的图像解读框架不断涌现，企图解读出图像在直观/感觉的背后所隐藏的更多意义，或是引申出图像所含摄的社会性、历史性解读。 于是可以看到各式图像或视觉文化的导读类书籍，介绍各种图像/视觉文化物的解读框架就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Howells的《视觉文化》一书就分为二大部分：理论，媒介。而理论部分就有：图像学、形式、艺术史、意识形态、符号学、解释学，每一个章节就是一种图像的解读框架。Howells说道：“与简单的看法相反，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思考我们是如何观看以及我们是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观看，进入图像世界，我们需要带上结构性的知识、方法以及明确的自我意识。”(63)Rose的《视觉研究导论》，则从内容分析一路推进为：符号学、精神分析、论述分析I、论述分析II、其他方法、综合方法(64)。以上述两书为例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图像研究的视角重心的转移是从主题/内容、形式/结构到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研究图像转向，“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是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65)。对历史学科而言，可以说是从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图像学研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艺术的故事》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与物》。此亦即是从帕诺夫斯基的“从百合花象征着玛利亚的纯洁”、贡布里希的“追求新思想的进程”(66)，到福柯所谈的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中侍女》。福柯“认为表象只是一种相似性的人也消失了”(67)。 然而一旦拉回到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这一面向，那么共时性意义呈现模式的图像在透过的“理论框架”的解读之后，容或许可以带出对图像“感觉”之外更丰富的意含，甚至这些意含可以具有强烈社会、历史、政治、意义形态上的面向，但是有更多意含的图像终究必须被放入“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中，因为只有在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下，文本才会具有“历史性”，才会成为有意义的历史作品。在历时性/时间性的体系约束之下，事件要能有“首－尾”两间性上的安排，才能从事件的变化中解读出“历史意义”。因之，在历史写件中使用图像，那么被当作事件材料/史料使用的图像必须要能有时间维度上变化，换言之必须是有相同主题关系上的至少二张图像，同时二张图像必须是在视觉观看上有变化的并有着“首－尾”式的安排，如此图像才能在历史叙事的文本中体系中成为“可用”的材料，不管这图像是用上何种框架来解读的。 从实际的历史写作过程而言，要收集到具有相同主题关联性，同时又有时间维度上视觉观看面向而言产生变化的二张以上图像，并不容易。因之，可以看到就构成历史叙事的“事件元素”而言，一般说来在写作过程终究是使用文字的描述变化来构成具有两间性的事件变化，换言之是用文字来构成“事件”，图像只是文字的配角，是“插图”。不管图像可以诠释出什么，就“正规”的、“有意义的”历史作品而言，图像终究必须附搭于文字，图像必须要依靠文字才能转化成可进入历史叙事而被“摆置”的事件。虽然，各式图像理论可以让图像所附搭的文字去形成更具有意识形态解码上的意义丰富度，但构成史叙事的“媒材”终究是文字，而不是图像。图像的这种下场，是“目前正规”历史叙事体系下的必然结局，这是历史文本的结构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叙事文本体系下，唯一打破图像附庸于文字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影像史学，靠着影像在时间运动中的变化产生历史意义，但此时，文字则成为图像的搭附媒材了。那么，图像与历史的关系，还能有什么样的文本想象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