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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维所塑造的陶潜，是一种高逸的形象，与陶潜自身的固穷守节的人格，有很大的距离。王维接受的是陶的任真，忽略的是其固穷守节。陶的精神实质在于后者而非前者。任真是渊源于玄学自然观的一种人格理想。王维所追求的是一种不离世俗社会的利益关系、不离世俗政权的任真。 王维在求道与济俗方面的表现，与谢灵运有相近的地方。两人思想中都有佛玄兼修的特点。王孟诗派在取法上，是融合陶谢的，某种意义上谢的影响更直接，尤其是在山水诗方面，因为陶真正表现山水的作品并不多。王维所继承的是以江左风流为主要内容的士族文化的传统。就体现士族文化特征这一点来讲，谢灵运是最突出的，陶渊明则并不突出。陶实际是属于寒素士人，他走的一条寒素士人洁身自好、固穷守节的人生道路。在陶的人生选择上，现实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两者之间，是呈现着矛盾的关系。即陶《形影神》诗中揭示的代表纯粹物质方面的“形”、与代表世俗荣华的“影”、以生命本体的“神”三者之间，是矛盾的关系。在《归去来兮辞》里，则是心与形的矛盾关系，“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心为形役，即追慕物质生活而使心灵自由受到阻碍，精神事业处于困顿之中。陶渊明为了心灵的自由而放弃了物质的追慕。恰恰在这一点上，王维表示了他的质疑。 王维对求道与济俗的调谐，还表现在他对自己设想过的遁入空门行为的一种政治化的解释方面。王维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在乱平后不仅舍家宅为寺，并且向朝廷明确提出辞禄出家的要求。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感谢朝廷免除他曾受伪官之罪，提出辞禄出家修道的要求，“臣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所谓“奉佛报恩”，就是当时佛教徒与世俗政权之间曲折达成的一种酬报关系。佛教本是出世之教，沙门不敬王者，但自南朝以降，佛教在相当的程度上国教化了。这种国教化的性质，在梁武帝与武则天两个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佛徒的修行，也有一种为国求福的性质。《坛经》记载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曾诏请六祖慧能入朝修行，六祖辞绝。有诏奖谕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36)王维的《能禅师碑》中也记载了朝廷诏请六祖之事。可见这件事情是王维所熟悉的。他的“奉佛报恩”之说，正是用了当时朝廷褒奖高僧的那种用语。他的《请施庄为寺表》将这种“奉佛报恩”的宗旨阐发得更加清晰： 臣往丁凶衅，当即发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比虽未敢陈请，终日常积恳诚，又属元圣中兴，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无以谢生，将何答施。愿献如天之寿，长为率土之君。唯佛之力可凭，施寺之心转切。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敢以鸟鼠私情，冒触天听。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37) 出世求道与现世的报效君国，在这里得以统一。这种意识的根本原因，仍是在调和佛教的出世与现行政权的矛盾关系。为君祈福、为国修行的教义，是从南朝以来佛教与现行政权从矛盾到调和的产物。从思想的基础来说，其实是对出世与入世、自然与名教的最高形式的调和。王维用此来解释其奉佛行为，与上面所述名教与自然合一思想是一致的。 魏晋玄学开启了对生命意义及人生存在形式的各种形而上的思考，佛教正是以此为契机进入文人的思想之中。所以从中国佛学的发展来看，南朝以降，佛学在很大程度取代了玄学。但从玄学的角度来看，则文人佛学，实是从玄学的根干上发展起来的。最根本的目的仍然在于解决玄学中贵无与崇有、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主题。所以，六朝文人的接受佛学，可以说是对玄学的一种发展。王维求道行为中玄佛的关系，也应该这样理解。王维从早年崇尚自然的行为方式与审美趣味出发，最后在禅学中找到一种超越的究竟之义。这是他融合玄佛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即是从循自然到参无生之法。王维诗歌从早期到晚期艺术境界的变化，与此思想上的变化有重要的关系。这也可说，佛禅之学是使玄学精致化、深化的一种更具本体哲学性质的思想资源。这正是其吸引包括王维在内的东晋南北朝至初盛唐文人的原因。 也许应该将王维的思想分为自然、自然与名教合一、名教这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次如果用佛教的范畴来表达，又可以说是悟空、即色即空、色这样三个层次。 王维的诗歌，从内容来看，也对应着其思想上的不同层面。作为具体地生存于名教社会或者说现实社会的王维，其实际的生活和艺术活动，从表面上看，都是包括名教的内容的。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都是属于色的范畴。王维诗歌中大量的直接表现客观的与主观的世俗生活的内容，都是体现着现实即色这一层面。作为一个艺术家，王维在表现生活、创造形象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承续着鲍照及齐梁文人的题材传统，王维诗歌中男女之情、征夫思妇、游侠、从军多种传统主题，如《洛阳女儿行》《少年行》《老将行》《陇头吟》等作品，并非单纯的仿古，而是寄托着王维自己的种种现实生活经验与遭遇。除此之外，还有像《上始兴公》《不遇咏》等一批直接表现其现实中不平之感的主题。王维的艺术，也具有济俗与应世的性质，如大量的应酬之作，尤其是颂德、应制性质的创作，也都属于济俗行为的产物。 但是，王维的艺术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联系着其形而上方面思想的。作为一个循自然、耽禅寂的哲学家王维，自然与悟空构成了其诗歌重要的主题。他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包括艺术活动，不可能没有一种来自佛教与玄学的形而上的反思。即本着自然与色空等观念的一种反思。他在诗歌里表现自然、希企隐逸的山林形象、方外高逸之士的那一部分作品，我们在上面已经举过一部分了。我们要强调的是，崇尚自然不仅决定王维的作品内容，使他成为融合陶、谢的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大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然思想，构成王维基本的审美理想。他的作品对质而自然一派是有所继承的，这使他走出他所渊源的齐梁至初唐的人工派的艺术。王维艺术最具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其对山水诗发展，就是自然思想以及更加精致化的禅寂生活的产物。 就王维诗歌与禅学与玄学的关系来讲，大致又可分这样几类：一类是直接表现玄义与禅理的。我们上面分析其思想时所举的那些作品，都属此类。此类的渊源，实出于玄言之流，在诗语上也可找到有不少玄言诗的影响因素。如《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 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官。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38) 这些诗，属于玄言之流，当然不是上乘之作。在并非专门讲述玄佛之理的作品中，王维诗也喜欢铸造理语，深受谢灵运的影响： 道存终不忘，迹异难相遇。(《丁富田家有赠》)(39) 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40) 理齐狎小隐，道胜宁外物。(《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并示舍弟缙》)(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