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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求道，所用的是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当其顺达之时，是正面体现这种人生观，当其不遇之时，则多表现为对现实与政治的批判精神。这两点在王维身上有所体现，但并非其人生思想之主要部分。所以王维思想的主体，并非儒家之道。促使其人生哲学之自觉发展，主要的动力来自出世思想。即使在比较热衷于功名的时期，王维的出世的思想也是一直存在的。与许多唐代士人一样，王维早年尝试过隐居学道的生活。如其《山中示弟等》就以山林修道之士自居：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此诗虽称老夫，但从说诸弟“冠带尔成人”来看，其实最多只在中年。他这里既用佛理，又自称广成子，正是结合佛道两个传统的内容，但所抒发的主要是体任自然，希企高逸的思想。这也形成他早期诗歌的一种基调，既抒写自身的高逸情调，并且塑造了不少具有高逸的、方外之士色彩的人物形象。最典型的就是《戏赠张五弟諲三首时在常乐东园，走笔成》这组诗所塑造张諲与王维自己的高逸、真简的形象： 吾弟东山时，心尚一何远。日高犹自卧，钟动始能饭。领上发未梳，床头书不卷。清川兴悠悠，空林对偃蹇。青苔石上净，细草松下软。窗外鸟声闲，阶前虎心善。徒然万象多，澹尔太虚缅。一知与物平，自顾为人浅。对君忽自得，浮念不烦遣。 张弟五车书，读书仍隐居。染翰过草圣，赋诗轻子虚。闭门二室下，隐居十年馀。宛是野人野，时从渔父渔。秋风自萧索，五柳高且疏。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庐。岁晏同携手，只应君与予。 设置守毚兔，垂钓伺游鳞。此是安口腹，非关慕隐沦。吾生好清净，蔬食去情尘。今子方豪荡，思为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何事须夫子，邀予谷口真。 这里有两种形象，一是方外修道之士，以自然任真为高；二是带有方外特点的艺术家，赋诗作草。后者也是六朝以来隐逸之士的文化传统，如陶渊明田园赋诗、谢灵运寻山吟咏、宗炳之画山水，戴安道之高逸弹琴。在这里，艺术活动也具有体道的性质，具有自然之象征的意义。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握住王维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态度，尤其是其艺术中贯穿的自然率真的审美理想的由来。甚至于他的求功名、济人，也是放在这种人生理想之中的，所以有“济人然后拂衣去”这样的似道似侠的愿望抒发。可见，王维自己的表述中，求道是他人生中一贯的行为。早年的入世循功名，则是人生职责的完成，即家贫弟妹未成人，以及感激于公义这两种公与私的职责。所以早年凡述到功名之事，总是先表白自己原本为山林之人，方外之士。其《献始兴公》一诗就很典型：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34) 在这里，他说自身只是一寒素之士，并且早年就有独往之志、疏野之性，其求功名富贵，是因为感激于世事，怀济人之愿。 来自六朝风流的自然高逸之道，无疑是王维早年生活的基本情调，也是他调解政治失意情绪、甚至寄寓处世不平之感的另一种方式。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来讲，可以说其中的内涵是比较肤浅的，没有多少深刻的思辨在里面。王维人生哲学的进一步成熟，尤其是其对玄佛两家的精致融合，还是在安史之乱后完成的。这时候他对佛教思想的理解，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但是其现实动机却更加明确，其调和道俗两者之间矛盾的色彩也更明显。如果说，在王维早年的思想里，循自然、求道，还带有很强的异端的色彩，反映了其人生理想与现实的一种矛盾，则晚期思想的深化、精致化，其目的在于调和，即于心灵深处安顿人生，越来越追求与现实社会的调和。在玄学方面，他从单纯地倡扬自然，到强调自然与名教的合一，为自己的大隐隐于朝的角色，寻找到一种定义。这一真相，在《与魏居士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与魏居士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位本来出身高门而走苦节独善道路的魏居士来接受朝廷的征聘、回归贵族阶级的荣华生活，以改善自身与家族的物质生活情况。魏居士出身贵胄，因家道中落而服苦节，隐逸求志，结果是“高世之德，欲盖而彰”。而此时朝廷方面，正当“圣主搜扬仄陋，束帛加璧，被于岩穴。相国急贤，以副旁求。朝闻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组。”魏居士因为“崇德茂绪，清节冠世，风高于黔娄善卷，行独于石门荷蓧”，所以“朝廷超拜右史”。但魏居士似乎有所顾虑，没有立即应聘，“顾影跼步，行歌采薇”，王维批评他说：“是怀宝迷邦，爱身贱物也。”我们现在不知道王维与魏居士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给魏居士下说辞的。但是这篇说辞却比较全面展现了王维的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的逻辑层次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接受玄学自然思想以及佛教色空思想的王维，认为身名荣禄，的确是空虚的。但最终他又认为正因为名教等于自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像历史上那些固穷守节、越名教而循自然的高士那样，弃绝世俗荣华，过着苦身的生活。这些被王维用来作为对立的例子的人物，就是许由、嵇康、陶渊明。在这里，他结合了玄佛的思想，提出一种知名空而不必逃名，知身空而不必辞荣的逻辑： 岂谓足下利钟釜之禄，荣数尺之绶，虽方丈盈前，而疏食菜羹。虽高门甲步，而毕竟空寂。人莫不相爱，而观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视财如浮云。于足下实何有哉？圣人知身不足有，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知名无所着也。故曰欲使如来，名声普闻。故离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来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愈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俛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耶？此又足下所知也。近有陶潜，不肯把版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其后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愿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种类俱生，无行作以为大依，无守默以为绝尘。以不动为出世也。(35) 王维的这番思想表达，最能体现其融合玄禅的特点。他在批评许由摘瓢、洗耳的时候，用的是六祖慧能的风幡之说。慧能在昕到两僧在议论风动还是幡动时，提出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的说法。在批评嵇康的顿缨狂顾时，则是用了玄学的黄屋同于山林，名教同于自然的观点。和陶渊明一样，王维的这种人生哲学中，也使用身、心、名这些范畴。而从表面上说，似乎也是轻身而重心，视名利如浮云，身体如浮沤的。但就其行为的结果来讲，是截然不同的。王维通过色等于空，名教等于自然的逻辑，至少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富贵鼎来时，人不必因循小节而辞荣避宠。我们不能说王维的这种思想有多少庸俗，但他使用佛玄哲学来解释人生，为自己及与他同样的一方面求道、另一方面却享受着世俗的荣名富贵的人们的行为觅到了一种哲学基础。这似乎是将求道与适俗统一起来，但却不能不说是圆滑的。诚然，王维并没有热衷于功名利禄，但是他的态度至少是调和的。尤其是“顿缨狂顾，岂与俛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这样的逻辑，泯灭一切的分别与是非，实为庸俗的实用哲学。而作者却将此标榜为“正性”的“慧用”。 从实际的情况来说，出与处，自然与名教，或者说色与空，是属于两端或相反的。王维一生热衷于求道悟真，出入玄佛之中，未必真的不知道从俗与求道之间的矛盾。他的诗歌中也塑造过不少佛道两界的方外之士，如《燕子龛禅师》： 山中燕子龛，路剧羊肠恶。裂地竞盘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喷，怪石看欲落。伯禹访未知，五丁愁不凿。上人无生缘，生长居紫阁。六时自搥磬，一饮常带索。种田烧白云，斫漆响丹壑。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时许山神请，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无行作。周商倦积阻，蜀物多淹泊。岩腹乍旁穿，涧唇时外拓。桥因倒树架，栅值垂藤缚。鸟道悉已平，龙宫为之涸。跳波谁揭厉，绝壁免扪摸。山木日阴阴，结跏归旧林。一向石门里，任君春草深。 这虽然不是王维自己的生活，但的确表现了他所向往的隐居求道、完全弃绝人世的独往之愿。王维诗歌中随时会出现的独往主题，就来自这种心灵愿望。陶渊明当然也是王维向往、追慕的对象。他的诗歌中，也塑造了不少带有陶潜影子的人格形象。尤其是《偶然作》其四：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