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叙事政治学的未来 综上所述，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政治化叙事积累了丰富的文本分析经验；在理论层面，马克·柯里、华莱士·马丁、詹姆斯·费伦、希利斯·米勒等学者对叙事形式与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做了一些理论提炼和探索工作。所以说，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政治转向不仅为“叙事政治学”的出场提供了历史机遇，还为之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那么，叙事政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如何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我认为，从学科归属上来看，“叙事政治学”应当是“文学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而所谓“文学政治学”，就是立足于政治和文学的交叉视角，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当作核心论题，研究政治如何制约和影响文学、文学又如何干预和超越政治的一门学问。简言之，叙事政治学就是研究叙事与政治之关系的隶属于文学政治学的一门子学科。它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如叙事、叙述、视点、声音、距离、叙述者、受述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等等，仍然依赖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现代叙事学，而它着力耕耘或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则主要是叙事设计或叙事接受设计中的叙事形式、叙述话语、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与文化政治或意识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而这也正是叙事政治学的学科立足点所在。 当然，叙事政治学如果像詹姆逊所主张的那样，将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以一种政治帝国主义的态度对所有的文学文本妄加解读，则必然会损害文学的审美性，偏离文学批评的宗旨。因此，就文学作品而言，最适合成为叙事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那些政治文学文本，譬如中国的左翼文学、“文革”文学、样板戏，等等，我以为这些领域恰好是叙事政治学大有可为之处。另外，文学作品的叙事设计或叙事接受设计绝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修辞效果，其目的还在于其美学效果，如果我们能够在进行叙事政治批评之际顾及到文本的审美分析，顾及到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必然会更加丰满，更具有说服力。 如今的“叙事”概念已经变得极其宽泛，“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的叙事例证有电影、音乐录像片、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绘画、唱歌、喜剧性连环画、逸闻、笑话、假日里的小故事、逸闻趣事，等等。在更为学术化的语境中，人们都承认，在个人回忆和自我表述中的个人身份表达中，或者在诸如地域、民族、性别等集团的集体身份的表达中，叙事都占有中心地位。”［1］3-4在后现代语境下，真实存在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如居伊·德波、道格拉斯·凯尔纳和鲍德里亚所言，我们进入了一个景观社会、媒体奇观社会、符号社会，一切都是叙事，一切都是文本，一切都是修辞，“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符码化、话语化，实质上是将一切修辞化。这样，修辞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狭窄的、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或演讲，而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批评本身：它可以是各种大众传播形式，如电视、广告、公关；它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或抽象的文化现象，如服装、建筑、习俗。”［27］总之，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化”已经被理解成一种叙事或修辞，而谁掌握了叙事或修辞的编码权，谁也就掌控了文化的统治权力。因为“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2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莱士·马丁才会告诫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叙事——当其被作为文学来研究时仅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形式——在被实际写在报纸、传记和历史中时，竟成为一个战场。”［23］2不难看出，在文化政治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际，叙事政治学正在走出文学政治学或文学批评的疆界，汇入更为广阔的文化政治批评的洪流中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