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当代西方文论整体地“向外转”和“政治化”，以及语言理论的语用学转向，后现代叙事学实际上已经走向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的文化政治特征尤其明显。叙事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叙事设计和叙事接受设计中的叙事形式、叙述话语、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与文化政治或意识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当今的“叙事”概念已经变得极其宽泛，叙事政治学正在走出文学政治学的疆界，汇入更为广阔的文化政治批评之中。 关键词：叙事政治学；后现代叙事理论；政治化叙事；文化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13YJA751011）；2012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范永康（1972—），男，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艺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叙事学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 即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转向了后现代叙事学。 马克·柯里指出： “从发现到创造， 从一致性到复杂性， 从诗学到政治学”， 或者说， “多样化、 解构主义、 政治化”是当代叙事学转折的三大特征［1］8。 中国学者也认为， “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2］209， 是后现代叙事学理论转移的几个重要方面之一。 如果说第一阶段侧重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解读文本， 那么， 在第二阶段“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统统在政治的视野之中”［1］148。 可以说， “叙事”与“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产生如此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叙事政治学”的学科建构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本文在全面考察后现代叙事理论政治转向的原因、 流派、 理论要点的基础上， 试图对“叙事政治学”的学科架构做出初步描述，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深入讨论。 一、叙事理论政治转向的原因 后现代叙事理论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转向？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成因。 首先，当代西方国家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转向促使文学理论整体“向外转”和“政治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包括学生运动、女性运动、黑人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等等。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新社会运动中“产生出对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主体立场政治等的不同强调”，此即“后现代政治”［3］。与现代时期血与火的阶级革命、经济斗争不同，后现代政治实际上更加强调价值观或文化意义层面的“文化政治”，“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4］在这场广泛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运动之中，文学理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显著的社会功能。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文论主要研究的是文学的“文学性”，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文论、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同性恋和酷儿理论则主要突出的是文学的“政治性”。因为“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5］。于是，当代西方文论呈现出整体地“向外转”和“政治化”之势。诚如希利斯·米勒所言：“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6］“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7］。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隔断作品与创作主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专注于作品内部规律研究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重视叙事形式与意识形态关联研究的后现代叙事理论正是对之进行反思、超越和创新的结果。 其次，语言理论的语用学转向促进了多种“语境叙事学”的形成和“修辞性叙事学”的复兴。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总体目标均建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经典叙事学家们遵循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专注于形形色色故事之下的共同的叙事模式研究，他们“将一般叙事置于具体叙事之上，主要关注点是基本结构单位（人物、状态、事件，等等）在组合、排列、转换成具体叙事文本时所依照的跨文本符号系统原则”［8］4。同索绪尔一样，他们在挖掘叙事作品深层结构之际，遗忘了作品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创作和阅读主体。而20世纪70年代在语言学界发生的语用学革命则颠覆和解构了过于抽象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简言之，“语用学”是研究语境意义的学问，“语用学感兴趣的就是某一话语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意义，它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或目的密切相关”［9］12。语用学理论突破了语言研究的封闭性，开始研究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社会实践、社会冲突与语言之间的互动，恢复了语言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语用学转向带来的社会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等语言学新模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应用性很强的方法论和概念”［8］36，在叙事学领域促发了多种“语境叙事学”的形成，包括社会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应用叙事学、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新历史叙事学、同性恋和酷儿叙事学，等等［10］。可见，大多数语境叙事学与后现代文化政治都存在密切关联。此外，语言学的语用学转向也带动了叙事修辞理论的复兴。申丹指出：“叙事学以文本为中心，旨在研究叙事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结构、规律、手法及其功能，而修辞学则旨在探讨作品的修辞目的和修辞效果，因此注重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关系。” ［2］233所以，修辞性叙事学也同样突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性，重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经典的小说修辞学由布斯开创，他批评热奈特“并未努力探索读者与人物，特别是与叙述者之道德和性情上的利害关系”［11］，指明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西摩·查特曼和詹姆斯·费伦则发展出后现代修辞性叙事学，他们更加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作者与读者在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互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