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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形式与文化政治 通过以上对后现代叙事学政治转向原因的剖析和对政治化叙事的三大代表性派别的描述，可以发现，叙事政治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叙事形式与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并非简单地“向外转”，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前半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成果，努力做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形式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兼容。将文本形式主义与文化政治交织起来，进而构建出“文本的政治学”，实乃当代西方文论全面政治化之后的一大创获。而“叙事政治学”恰恰是“文本政治学”的一个理论典型。那么，叙事形式、叙事结构、叙述话语到底如何体现出政治意味呢？能否在学理层面对之加以整理和提炼呢？这是叙事政治学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我认为，叙事政治学无需另创一套全新的叙事学的术语、概念、范畴、程式或规则，而只需以“叙事形式与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的学科视点重新审视现有叙事学的理论范畴，重点研究“叙事设计”或“叙事接受设计”中所运用的叙述话语、叙事策略。譬如，所选择的视点、所表达的声音、所突出的叙事线条、所安排的叙事进程、所拉开的叙述距离、所纳入的叙述干预以及针对读者阅读反应所运用的各种叙事修辞手段等等是如何建构、强化或颠覆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同性恋政治甚至阶级政治的。 首先，我们来看叙事设计中的叙述话语、叙事策略与文化政治或意识形态如何联系起来。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讨论叙事线条、叙事视点、叙述声音的设计对文化政治的调控功能。 “叙事线条”概念是希利斯·米勒所创，是对故事情节发展线索的一种形象化的描绘。这个概念涉及到以下一系列术语：“‘行动的曲线’‘形成高潮’‘结局’‘解决冲突’‘手段’‘情节’‘次要情节’‘松散的线条’‘断裂或者垂下的线条’‘不能立即辨清的图案’‘束紧故事线条’‘行动的中断’‘主题线条’‘故事线条’‘事件的转折’‘离题’‘插入’‘迂回’‘作为框架的故事’‘编织故事’‘兜了一圈又回到原位’，如此等等。”［21］讲故事的人叙述一个故事，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叙事线条的设置，即主要情节线、次要情节线、故事线条如何交叉、又如何归结，等等。而叙事线条设置的背后隐藏的正是叙事因果逻辑、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叙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尤其体现在政治题材叙事中，因为主题线条会突出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的主人公角色，反方人物自然会被遮蔽或扭曲。故事线条的起、承、转、折、收，同时也就是叙述者对这个故事的解释，体现了他的政治价值判断。 “视点”，简单地说，就是叙述故事的角度。托多罗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22］马丁也认为“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3］128。视点对于故事线条的设置、话语模式的选择、人物的描写以及叙事意识形态的导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譬如，同样的故事素材，一般而言，男性作家视点和女性作家视点所主宰的叙事便会有明显的性别政治取向上的差异；帝国的叙述者跟被殖民地叙述者的不同视点也会导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处理。当然，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同故事叙述者和异故事叙述者、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视点意识形态存在着许多错位的现象，所以，对视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不能简单化。 “声音”，詹姆斯·费伦将之定义为“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24］174。在他看来，声音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定的关联，“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与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24］18。叙述者的声音体现在文体、措辞、句法、语气及其蕴含的价值观等诸方面，所以，声音是话语模式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体。正因为如此，兰瑟才会说：“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17］17，文本中的叙述声音实际上处于特定历史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教育、性态等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所以，她着力探讨的就是叙述声音模式对于女性主义性别政治斗争的意义。费伦则借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顾及到实际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声音之间的错位关系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效果，这无疑深化了声音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 其次，再来看叙事接受设计与文化政治的联系。如马丁所言，当代叙事理论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向便是“从被形式主义地界定的语言模式向交流模式的转移”［23］13，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修辞论叙事学充分地吸收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尤其重视各种叙事修辞手段对读者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调控。这里重点了解一下“叙事进程”和“叙述距离”的意识形态调控机制。 “叙事进程”就是故事按照一定的因果逻辑往后发展的过程，詹姆斯·费伦启用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要讨论，叙事进程是如何引起读者不同的阅读反应的。“叙事进程是通过两种方式展开的：通过不稳定性，即人物与其环境之间或之内的不稳定关系，并通过张力，即叙述者与读者或作者与读者之间在知识、价值、判断、见解或信仰上的分歧。” ［24］63爱玛·卡法勒诺斯关于“叙事里的信息压制和延宕”的分析更能说明此问题［18］3-34。 她指出，叙述者可以把建构故事的工作交给读者，考虑到读者在阐释事件的意义时必须依赖于已知事件或信息提供给他的语境、以提供给他的“事件配置”为基础，所以，叙述者便可以有意地在叙事过程中进行信息延宕和压制，通过扩大或缩小事件配置来控制读者对故事的理解程度、进而控制读者的阅读意识形态。譬如，在具有侦探或悬疑色彩的政治文学中，叙事进程的事件配置控制就非常明显，以至于读者对人物的意识形态评价呈现出欲抑先扬或欲扬先抑等复杂效果。 调控读者阅读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的叙事修辞手段就是“叙述距离”。所谓“距离”，“它是指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在时空、情感、道德、认识等方面的间隔、差异、认同或拒斥”［25］。叙述者往往通过对各种距离关系的控制，来操纵读者的阅读意识形态。布斯说：“任何阅读体验中都具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四者之间的含蓄对话。上述四者中，每一类人就其与其他三者中每一者的关系而言，都在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甚至是身体的轴心上，从同一到完全对立而变化不一。”［26］后来，查特曼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加复杂的交流图式： 真实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者→叙事作品→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因此，叙述距离对于读者阅读意识形态的调控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繁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