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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化叙事的三大流派 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后现代叙事学实际上已经走向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了，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这三大派别的文化政治特征尤其明显。 （一）马克思主义叙事学 事实上，后现代叙事学所强调的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研究，在托洛茨基、卢卡奇、巴赫金、阿多诺、马尔库塞、雷蒙德·威廉斯、阿尔都塞、马歇雷、詹姆逊、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早就有丰厚的理论积淀和批评实践经验。探索“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着力点。至于文学形式如何与意识形态融合起来，巴赫金指出，“由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评价，决不应该转为某种劝谕的、道德的、政治的或其他论断的内容。评价应该留在节奏中，修饰语的、隐喻的价值运动本身中，留在被描绘事件的展示顺序中；评价只能由材料的形式手段来实现。”［12］伊格尔顿也认为，“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运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13］。这些都是极具启发性的叙事政治学理论。而詹姆逊则是马克思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詹姆逊将“叙事”视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无不包含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他研究小说、电影、戏剧、广告等叙事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隐蔽在叙事形式中的“政治无意识”。他对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二项对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号矩形”的解读和应用，尤其能体现其政治化叙事特色。首先，他对格雷马斯的二元对立结构图式进行了政治阐释，“从这一矩形中我们得出结论：任何二元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只要你有对立的两项，你就有了意识形态，原因在于二元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14］叙事实际上就是对二元对立的社会现实矛盾提供一个虚构性和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在《老姑娘》中，存在的是“贵族的高雅与拿破仑的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这正是巴尔扎克的政治想象力所要超越和解决的［15］37；在《吉姆爷》中，行动与价值之间的对立隐含的正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困境，虚构的英雄吉姆爷解决了这一矛盾，当然，并没有在现实中解决，所以《吉姆爷》只是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叙事形式。可见，即使是极其抽象的叙事结构图式，在马克思主义叙事学那里，也能够与社会、历史、政治产生联系，最终被政治化。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 女性主义文论主要是通过对文学语言、文学作品、文学史的研究，来批判其中蕴含的男权主义思想，进而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具有明确的性别政治意图。但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往往忽略作品的形式、技巧层面，要么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要么将人物等同于作者，有简单化之嫌。譬如，女性主义批评的开山之作——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就一直受到诟病。陶丽·莫依指出：“米利特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很少或者丝毫不注意文学文本的形式结构。她的评论是纯内容分析。她还不加怀疑地假设作者、叙述人和主人公具有同一性，只要能符合她的情况就行，像‘保尔·莫瑞尔当然就是劳伦斯本人’的说法真是比比皆是。”［16］女性主义叙事学确立了性别政治的视角，却不忽视文本的形式结构，关注“男作家创作的故事结构所反映的性别歧视”，“女作家与男作家创作的故事在结构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历史原因”等问题［2］285。所以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贡献就在于，她们能够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性别政治批判有机地融合起来，着力于探讨叙事形式的性别和语境意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作是罗比恩·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和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例如，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重点研究的就是女性作家文本的叙述模式、特别是“叙述声音”，树立女性权威、建构女性身份的奥秘。对此，她有明确的表述：“由于我把叙事实践与文学产生过程和社会意识形态串连为一体，就需要研究这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时期，女性能够采用什么形式的声音向什么样的女性叙述心声？我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17］17而新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则开始把焦点从文本生产转向文本接受，借鉴叙事修辞学的成果，更加关注文本的阐释效果。“9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这个文本到底是男人写的还是女人写的？’而是‘这个文本是如何为读者和使读者建构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的？’”［18］234总之，女性主义叙事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文本的叙事形式和叙述结构也应该成为性别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 （三）后殖民主义叙事学 后殖民主义叙事学要关注的问题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文化话语权力如何渗透到文学或非文学的文本之中，又是如何被削弱和破坏的。具体而言，“后殖民叙事学批评试图描述具体的叙事技巧是如何协助传播东方主义或父权结构的，而叙事又是如何通过对聚焦、情节结构的选择或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有时抵抗这些结构，有时破坏或摧毁这些结构”［8］39。后殖民批评的始创者萨义德同时也是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家。在他看来，小说是推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当时流行的叙事批评“并没有注意到叙事体虚构作品在历史和帝国世界中的作用”，所以，他尤其重视叙事分析与后殖民政治批判的融合。他指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叙事，或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两者之间主要的纽带之一。”［19］3也就是说，萨义德既重视宗主国作家的叙事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也注意到殖民地作家的“反叙事”对殖民政治的解构。首先，前者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譬如，英国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和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19］95。其次，被殖民者基于身份政治的反叙事也不容忽视。这种反叙事话语拥有自己的开山英雄、宝贵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民族寓言，如詹姆斯·努基的《界河》就颠覆了康拉德《黑暗的心》的叙述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情节，其脆弱的过程和最终的模糊状态显示着回归非洲人的非洲转折”［19］301。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叙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普拉特在对欧洲的旅行和探险叙事时，就主张“将文类研究与意识形态批评结合起来”［20］。他揭示出，在欧洲作家“帝国之眼”的烛照之下，“世界上遥远的他处”是野蛮的、落后的、有待开发的，从而建构起帝国“在家的主体”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