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创造式二次叙述 当文本提供的叙述环链更加薄弱，更加混乱，接收者很可能以“不懂”为理由中断二次叙述的努力。但是没有接收环节，文本就不能成立。此时二次叙述的任务就相当艰巨，既无法“还原”，因为无原可还；哪怕用“分合脚本”方式，几种可能性完全不相容，互相取消，不能共存，也无法妥协。此时的二次叙述必须在文本提供的极少线索上，“悬置”正常的叙述性，给予足够的创造空间。但是这样的二次叙述，已经在改造叙述文本，完全放弃解读的客观性追求。 此种叙述文本很可能有“叙述改辙”(Denarration)，一种特殊的叙述手法：先说了一个情节，然后说这个情节没有发生过，“乱说的”，不算。此种手法主要出现于后现代先锋小说和当代电影中。使用这个手法最多的可能是罗伯－格里耶：《幽会的房子》进行到一半，突然说前面的情节只是剧院舞台上的演出；《纽约革命计划》说到中间，说上半部的情节只是一张海报。[13]马原的《虚构》最后说整个事情没有发生过。[14]这些情节在叙述文本里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如何做二次叙述？二次叙述就必须找出被“擦抹掉”的情节，在何种情况下依然可能发生：文本已经否定了这些部分，接收者不能否定，必须给这些情节留在文本中的理由。 理查森举出库佛(Robert Coover)的后现代小说《保姆》(Babysitter)为例：小说中有14个并列的不同情节(保姆杀了孩子；保姆与主人通奸；保姆自杀等等)。这些情节在逻辑上不能共存。理查森认为“到头来，我们只能肯定：叙述者告诉我们的，与真正发生的事相去甚远”。[15]此时，二次叙述无法对这个14个故事做妥协阅读，而必须脱离原文本作创造，例如，可以认为这都是故事中各种人物的幻想。1995年库佛自己改编剧本，拍出同名电影，就是用这种“另行创造”情节逻辑的方式做合理化。 最后，在道义伦理上，有许多所谓“犯忌”文本的情节，明显违反道义和文明准则。叙述必须以道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足，就必须有新的道德准则出现。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挑战性规范的如霍桑的《红字》，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米勒《北回归线》；否定血亲伦理的如安吉拉·卡特杀死祖母的“成人童话”《小红帽》；同情杀人者的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如此叙述作品，道德上无法“还原”，也无法妥协，二次叙述就必须创造新的道德规范。 这是最严重的考验，把二次叙述者的能力与忍耐力推到极端，如果做不到，他就会放弃接收，叙述交流就此中断。假以时日，文化会让接收者得到足够的“教育培养”，例如今日的解释群体可以用妥协方式接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甚至用还原方式接受《红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