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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妥协式二次叙述 当文本情节更加混乱，二次叙述不得不用妥协式，也就是用几个方案联合解释，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案，搁置或分区轮流搁置不适用的方案。首先，在时间上，文本可能完全没有提供一个情节过程，文本中再现的事件没有时间跨度，例如单幅图像。此时就需要二次叙述来再建前后过程。有的叙述学研究者认为单幅图像构不成叙述。例如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非常明确地说：“人们并不认为单幅的画包含叙事内容”。[10]实际上单图完全可以被二次叙述化重建成叙述，方式是假定这个图像场面是过度剪辑的后果。例如下面这幅广告：  画面只有一幅单独的图像和一个快递公司的招牌，读出其中的叙述，需要把两个方案(煎蛋与快递)合成一个方案，而这种需要做出努力的“二次叙述”，正是此类叙述文本(广告)的理解过程，正是广告的目的所在。 “分类学上不可能”(taxonomically impossible)，在各种虚构作品中经常出现：会思考的南瓜，会说话的汤勺，会给猫安陷阱的老鼠，变成虫的人。此类因果障碍，正是虚构叙述最热衷于突破的地方。瑞恩认为分类学上不可能“不能说(逻辑上)绝对没有可能，而是实现此种可能性的或然率极小”。[11]此时就需要找出妥协叙述的方案。 阿尔伯对二次叙述提出五种“阅读方法”，其中“分合脚本法”(blending scripts)[12]，可能是最有效的，即把虚构叙述世界看成是两个可能因果链的混合：鲁迅《狂人日记》是一个疯子的狂言，也是一个先知对中国社会的剖析；方方《风景》是一个死者说话，也是一个兄弟说家里的事。当叙述者身份无法支撑叙述文本，就只能把文本的发生原因分为几条：一者是可以“还原”的，借此就可以把整个叙述文本基本上理顺，然后就能把不合理的“鬼魂对我们说话”妥协地理解。妥协式的二次叙述，即部分应用自然化方式，部分地放弃生活经验和文化规约提供的准则。 妥协式二次叙述最困难的，是叙述文本对道义伦理有意说得黑白不分是非错乱，例如《红楼梦》说贾宝玉：“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对此，二次叙述者必须看出叙述文本说的不一定是言其所指，而且可能皮里阳秋，说的是反话。明白叙述者“所言非所指”，才能把整个叙述隐蔽的伦理态度弄懂，不用诸方案妥协就做不到这一点。 许多叙述，伦理问题上也要求妥协式阅读。好莱坞大量为黑手党领袖树碑立传的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二次叙述中分开了“这些人的家庭人伦很温馨”与“黑手党杀人贩毒该死”这两种道义，并且在让前者优先控制接受时搁置后者。妥协式二次叙述，并没有与社会道德准则正面冲突：此种电影只能出现在黑手党已经不再能大规模危害社会后。同样，把德国士兵说得比较勇敢的《兵临城下》(Wolf at the Gate)只有在二战伤口已经相对愈合的今日才能映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