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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还原”式二次叙述 二次叙述需要构筑的是情节。情节是一个伞形总称，覆盖着许多组成因素，其中有四个因素组成两对最重要的构成环链：时间－因果，逻辑－道义。[7]叙述文本对这四个方面会提供多少不等的材料，但是永远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环节，也不可能按照“事件原来状态”的方式提供，需要二次叙述再建，重建，创建的，正是这些环链。 假定有理想状态的叙述文本，情节环链应当列成如此形态： 时间上线性排列，每个行为所占据的事件，以及行为之间的序列，是“自然状态”；而因果环链与时间环链相一致，也就是“前因后果”顺序分明，连贯而中间无空缺无跳跃； 逻辑上所有的线索有个令人满意的收结，因而道义上正邪分明，善恶有报，各得其所。 面对如此的叙述文本，只需要照单全收的“对应式”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叙述能够得上这些条件呢？恐怕没有：甚至儿童听的床头故事，或属于“民族幼年期”的故事，也不会完全不需要二次叙述的再建。当一个孩子成长为“文化的人”，或是一个民族文化成熟了，逐渐学会复杂的重建，叙述文本就会在这四个环链上变形。 “还原式二次叙述”，即按文化规约找出叙述的“可理解性”。乔纳森·卡勒1975年的《结构主义诗学》一书提出“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这个概念，中文又作“归化”[8]；卡勒此说泛指全部二次叙述活动，但是下文会谈到，相当多的叙述文本无法归化为自然，此词至少容易引起误会；1996年德国叙述学家莫妮卡·富路德尼克的著作《建议一种“自然的”叙述学》，进一步提出“自然化”的标准是口述故事，叙述文本一旦能归结到像口头讲述那样“自然”，文本的各种紊乱已经理顺，就取得可理解性。富路德尼克说让二次叙述又一次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有一批学者对此激烈反对，针锋相对提出“非自然”叙述学。[9] 本文在“还原”二字上打上引号，正如富路德尼克在“自然”二字上打上引号：因为没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文本形态，二次叙述无法把文本还原，或是“归化”到一个事件的原始形态。二次叙述能做的，是把叙述理顺到可以理解的状态，而“可以理解”的标准，则是人们整理日常经验的诸种(不一定非常自觉的)认知规则，所谓“还原”是还原到“似真”，即整理与理解日常经验的方式。 “还原性”二次叙述，在以下三个环链上重新构筑叙述性： 时间上，把文本中弄乱的事件序列，按先后“顺序”理解。例如侦探小说犯罪电影，总是先说尸体，再追溯杀人的过程，二次叙述就是弄懂某一段是倒叙或预叙。时序颠倒严重的叙述，尤其是“谜题电影”，如《燃烧的平原》(The Burning Plain)，《穆霍兰道》(The Mulholland Drive)等等，时序相当混乱，但依然有可以理顺的潜力。只要文本留下了足够标记，二次叙述总能做“还原式”处理。 因果链上，弄明白某一段故事被省略了，但可以补出；电影剪辑和小说省略一样，是为了跳过某些场面(例如起床接着走进办公室)，以加速情节展开。被剪掉的镜头，在二次叙述中得到填平补全。虚构叙述的一个最基本因果链错乱，就是“叙述者代言”。作品设置了叙述者这个假定的声音源(例如小人国故事，由格列佛说出)，接收者必须搁置对此种取代正当性的怀疑。而听故事的儿童，不会意识到故事有“叙述者代言”。 道义伦理是二次叙述最困难的部分，“还原式”的二次叙述只是在文本没有明白说出其道义原则时，从整个文本加以推断。例如某人有好报，生活事业取得成功，显然是对他的道德品质的奖励。文本不需要明说，绝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愿明说，二次叙述对此进行“还原”，以得出文本本有的价值观。 “还原”式二次叙述增强文本固有的叙述性，也就是说，二次叙述与一次叙述基本上合一，二次叙述的过程是在一次叙述的期待之中的，只是完成一次叙述有意留下待二次叙述补充或纠正的空档，故意扭曲的时序，或有意“说错”的价值评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