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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魏晋时代哲学的神话化 神话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秦汉魏晋时期。在学术界习惯于将秦汉与魏晋断开，而又喜将魏晋与六朝合称。其实“魏晋”与“六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章太炎于《五朝学》一文中曾说：“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济江而东，民有甘节，清邵中论，无曩时中原媮薄之德，乃度越汉时矣。”(22)也就是说西晋以前，其俗乃汉末之余绪。晋室东迁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其风大变，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战国是一个理性思潮高涨的时代。战国后期，当理性思潮衰而未歇之时，一股以神仙方术为特征的神秘性思潮悄然出现。至秦始皇并天下，其风大张。秦始皇数次派人入海求仙，表面上是受方士欺蒙，实则是在神秘主义思潮驱动下的行为表现，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神秘性思维高潮时代的到来。众所周知，“帝”本是天神之号。指称人王，意味着上古帝王人与神的双重身份，它是神秘性思潮泛滥的标志。“帝”号的消失，则标志着神性思维的衰落与消退。可是在“帝”号消失千余年后，在战国之末却突然又出现了。公元前288年，秦国与齐国先后称“帝”，分别称之曰“西帝”、“东帝”，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先后去掉了“帝”号，却也披露了神秘性思潮回归的迹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打出“帝”号。公元前205年刘邦入关，听说秦人祠四帝，于是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群臣无言以答。刘邦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于是立黑帝祠。显然刘邦也是自命为帝的。到西汉之末，“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23)。不过，最令人关注的还是神秘性思维对时代的笼罩。侯外庐、赵纪彬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汉代部分，标目中频繁出现“中世纪神学正宗思想”、“中世纪神学的形成”、“两汉神学正宗”、“神学思想”、“神学的世界观”、“神学的历史观与伦理、政治观”之类的语言。金春峰的《汉代思想》，标目中也出现有“天人感应思想”、“神仙方术思想”、“灾异思想”、“谶纬和宗教”、“两汉神学”、“神学经学的思维方式”等词语。林剑鸣等编写的《秦汉社会文明》，则以“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信仰”为题，专辟了一章。这都能反映出汉代思想的神学倾向及这个时代神性思维的高涨。 战国诸子的理性化思潮，使神话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秦汉的神秘性思潮，则使神话再现异光。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神性思维的支配，像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也无法不受其制约，故他记述汉代历史的第一篇传记《高祖本纪》，便以神话入题，开首便道：“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接着又说刘邦起事前，杀死了一条大白蛇，有个老太太哭丧着说：她的儿子本是白帝子，化成了白蛇，不料被“赤帝子”杀了(24)。这种记载不仅出现在战国理性高潮之后，而且出自“历史之父”之手，如果不是神性思维回潮的驱动，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即使在魏晋，诗歌中也充塞了神仙的内容，如曹操言“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25)；曹丕言“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26)；曹植言“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授我仙药，神皇所造”(27)；嵇康言“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28)；阮籍言“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29)；陆机言“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30)。看来神秘的神仙生活对他们充满了诱惑。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31)其实何限于正始?入晋后还仍在延续。郭璞因《游仙诗》而成诗名，足以说明问题。干宝《搜神记》、王嘉《拾遗记》的出现，可视作对刚刚结束的神话时代的总结。现代学者关于研究汉代神话的著作频频出现，如黄震云有《汉代神话史》，李立有《文化嬗变与汉代自然神话研究》，冷德熙有《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黄悦有《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淮南子〉的文化阐释》等等，说明了当代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如果说上古神话是“历史的神话化”，那么秦汉魏晋神话的突出倾向则是“哲学的神话化”。战国时代人们对人类生存所遇到的或涉及的种种问题，都作了理性的思考，阴阳五行学说成了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基础理论。秦汉人则把这种理论广泛地用于实践，并用神话对这种理论最大限度地进行图解，使神话具有了哲学的内涵。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先秦，诸神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如女娲、后羿、西王母等。而秦汉人则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将许多神话人物配成了夫妻。如以伏羲配女娲，以嫦娥配后羿，以东王公配西王母。连先秦时不大显赫的灶神，到汉代也有了配偶。许慎《五经异义》云：“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抟颊。”(32)产生在汉代而在后世流传极广的“牛郎织女”神话和“天仙配”神话，更是体现了汉人对《周易》阴阳学说的图解。阴阳二元被汉代人认作事物构成的必然法则。阳为天、为男，阴为地、为女。阴阳交感，事则有成；阴阳剥离，事则无济。《周易》中有泰卦与否卦，即是对此道理的抽象表述。否卦是乾(天)在上，坤(地)在下，在常人看来，天在上地在下本是正常的，可是《周易》却用“否”来表示。否是闭塞不通的意思，自然不好。原因是阳气在上上行，阴气在下下降，二者背离，越行越远，不能交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33)，故不好。而泰卦则是地在上天在下，即阴在上阳在下，阴气下行，阳气上升，“天地交而万物通”(34)，自然安泰。仙女在天上，凡夫在地下，阴阳交感而成就了美好的婚姻。这种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对“阴阳交泰”最形象的说明。在先秦出现的一些哲学概念，经过战国末至秦汉的神话思潮运动，也变成了神灵。比如“太一”，据《庄子·天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本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成玄英疏：“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括囊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也。”(35)《吕氏春秋·大乐》云：“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36)但在汉代，太一却变成了皇天上帝的代称，连五帝都变成了太一的辅佐。故《史记·孝武本纪》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37)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现象：先秦人无法弄清的一些问题，在汉代却有了神话式的解释。如屈原的《天问》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38)《庄子·天运》篇也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39)《庄子·天下》篇也提到南方奇人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40)，这反映了战国人对天地开辟的关注与探讨，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创世神话出现。到了汉代，创世神话出现了，而且都有浓郁的哲学图解意味。如《淮南子·精神训》说：“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41)这里所说的“二神”就是阴阳二神，显然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创造的。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纪》中记录了更为具体的创世神话，其云：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