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叙述－意义：现实－理想关系的历史性小说的故事世界基于现实世界，同时也折射出作者的理想世界。小说家在叙述层面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从而凸显出小说想要表达的意义，同样有着历史性。不同时期小说家处理叙述－意义的方式不同，他们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尽相同。传统小说对“写真”的强调，凸显了小说故事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为了使小说更具吸引力，他们更为关注“传奇”而不是常态，帝王将相的“英雄”叙事与才子佳人的“男女”叙事，以及花仙狐鬼的“鬼神”叙事，都出离了生活常态。这种“传奇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传统小说的理想世界，它通过讲述一个“源于”现实又高于常态的故事，给读者一种白日梦式的补偿。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想”使传统小说在“写真”时“失真”，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就是通过“理想化”的处理来满足读者的白日梦。现代小说的“写实”则以正视现实为基点，同时暗指理想的彼岸。晚清谴责小说的“新闻化”倾向已经隐含着正视现实的因子，新文化运动后，小说家更是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7]526视为小说的主要使命。虽然不同小说家对于“病苦”有着不同的关注重心，如文学研究会关注生活中的困苦，创造社则更为关注精神上的苦闷，但他们都直面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并意指“疗救”。这种表面上“非－理想主义”倾向的小说，其实质却是一种写“非人的生活”的“人的文学”。解放区的诸多小说从正面阐释新社会的理想，其理想世界同样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时的小说家不是从现实中去构建理想，而是以理想反观现实，于是现实生活本身也被理想化。新时期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那部分小说创作，以消解崇高为口号，理想自然也成为一个被解构的对象，同时，现实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因此，文本回到了它自身，成为一个独立世界，与现实无关，也与理想无关。 由于修辞语境、修辞契约、修辞策略的历史性，不同时段的小说修辞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形成相应的修辞类型。根据小说的修辞语境、修辞契约、修辞策略等方面的历史性特征，可以将中国小说修辞大致分为传统－阐释型修辞、现代－建构型修辞与后现代－解构型修辞三种类型。首先，对于传统社会超稳定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而言，小说叙事的主要任务就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尽管中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但作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支撑的政治体制结构与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冲击。通过多种途径的潜移默化，传统伦常思想已经化为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无意识。传统小说修辞的主导情境，就是由这种“社会无意识”支撑起来的价值认同体系。在这样的修辞情景中，“驯民”是小说叙事的主要修辞话题。“天有十日，人有十等”[18]，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是“驯民”的关键。传统小说中的人事不过是这种天理的一种投射，作者的使命便是阐释天理，因此，他获得了一种“集体型”叙事权威，成为传统价值的阐释者，可以对读者直接进行“宣讲”。为此，隐含作者主要选择可靠叙述者与读者进行沟通，这一叙述者在价值立场、情感态度乃至认知模式方面都与隐含作者及读者十分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使得传统小说容易被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吸引读者。正是在这一压力下，传统小说注重故事的新鲜性与情节的曲折性，由此形成传统修辞较鲜明的审美特征。其次，现代社会的产生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批判为基点。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传统小说所面对的那种高度和谐的修辞情景逐渐解体，小说的“驯民”目的也逐渐让位于“新民”与“立人”。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变得十分必要，而时代也创造了“对话”的可能，由此，现代修辞成为一种“主体”间的交流。尽管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存在着价值距离，现代理性精神为二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同时，作者的现代意识赋予隐含作者一种“作者型”叙事权威，使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能够基于理性与人权，就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行“对话”与“潜对话”，以实现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在现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小说叙事的主题虽然有过多次转换，从五四的个性解放到左翼的阶级翻身再到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修辞诉诸理性与人权的基本取向始终未变。再次，如果说现代修辞的沟通平台是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话，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这一平台逐渐失效。社会的原子化使得任何“逻各斯”都难以成为大家公认的中心。人类的自主性神话随着“逻各斯”的被解构而不成片断，人类曾经共有的沟通平台也不再被人信任。世界变成一种纷繁杂乱的“独语”的混合，意义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神话。在中国当下，后现代社会其实并未来临，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心理，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使人们不再集中关注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等现代价值，由此导致一种话语平台的分裂。在这种语境中，小说修辞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对价值的认同，而是对言说权力的认同。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均成为解构对象，故事的逻辑联系被消解，人物典型被消解，剩下的只有碎片化的事件。同时，作者中心也被解构，作者通过元小说与戏拟等方式，让自己站在读者的位置对自己的叙述进行拆台，从而实现与读者位置的置换。这种后现代修辞虽然不再以现代的价值认同为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现代之后的“自由”与“平等”。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现代价值目标的中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却体现出一种思维的超前性，也意味着另一种启蒙：思维方式的启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