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修辞契约的历史性 小说修辞交流的横向轴包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多个层面多个要素。如何调节与处理各个要素之间的距离与关系，关系到小说修辞契约建构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修辞调节同样受历史语境制约，其中的关键问题有叙述语言的选择、叙述权威的建构以及叙述距离的调节等几个方面。 1.叙述语言的历史性语言是叙述契约的前提与基础。小说语言体式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修辞成规密切相关。通过语言体式，作者与读者相互了解对方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修辞成规，从而了解对方基本的修辞立场，建立基本的修辞契约。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存在两个传统——文言小说传统与白话小说传统，但因为它们有着各自的受众群体与审美成规，一直和平共处。同时，由于它们同属小说家族，在文学王国中地位都不高，因此小说语言与小说本身一样不被人们重视。在晚清的时代变局中，梁启超等人强调以文学对普通人的影响力来定文学之高下，于是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应该独占鳌头，小说语言体式问题也随之凸显。然而，“新小说”的白话强调直白，而非韵味，这种偏向也使得辛亥后，出现一股骈体复兴浪潮。以文言写情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得以兴起，与读者对“新小说”的语言体式的审美疲劳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学的文白之争，不仅包含白话与文言之争，而且包含欧式白话与传统白话之争，其中隐含着使白话“雅”化的倾向。这种“雅化”引来了大众语运动的反拨。这一运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在40年代的解放区，大众语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一跃成为文坛的主导语体。然而，也由于政治的支持，使得大众语最终被政治驾驭。新中国成立后大众语言中层出不穷的政治语汇，无疑正是语言政治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新时期政治对文学的松绑，也使得小说语言体式得以松绑，由此表现出真正的生活化与风格化。小说语言体式制约着作者一读者之间修辞契约的建立。文言、旧式白话、欧式白话、政治化大众语分别与士大夫、传统市民、现代知识分子、政治化群众的审美趣味形成对应关系，背后潜含着重抒情、重情节、重人物以及重政治等修辞成规。新时期个性化的语言，同样与小说的个性化直接对应。 2.叙述权威的历史性声音“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11]3。然而，叙述声音不仅指“谁在发声”，而且潜含着“谁能发声”、“为什么他能发声”等问题，因此“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11]3，小说的叙述声音折射出各种社会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叙述声音是否具有权威，如何获得权威，关系到小说修辞交流的可靠性。兰瑟认为，“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11]5，包含“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荣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11]5。这一界定指出了叙事权威在内容上包含知识、意识形态以及美学价值三个方面，在形成上则是由作者-叙述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完成。这从两个层面凸显出了叙事权威的历史性。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平、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成规，划定了叙事权威内容演变的可能性。在传统小说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不仅统治着意识形态，也统治着审美领域，甚至认知领域。因此，在传统小说中，叙事权威与封建思想体系直接相关。现代小说则从多个向度对这一体系进行解构，现代性话语体系取代前现代性话语体系，使得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等词语成为现代小说叙事权威的关键词，其核心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而后现代小说则将人的主体性视为神话，解构、颠覆、碎裂、游戏等词，成为理解后现代小说叙事权威的关键词。不仅叙事权威的具体内容有着鲜明的历史性，小说家获得叙事权威的过程与方式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性。传统小说中的叙事声音，基本是集体型的。这并不是说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集体”，而是小说的叙述者自觉地采用集体的价值标准，从而表现出明确的“载道”意识。这种“集体型”叙事权威，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表现出“宣讲”姿态。现代小说则是从“叛道”开始。这时的叙述者虽然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但他也明确知道大众与自己实际上并不持相同或相近的价值立场，他的叙事权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作者型”权威，他凭借自己的坚信，与大众的价值体系进行对垒，并试图从根本上改造大众的意识。尽管现代小说作者与读者的价值体系可能不同，但双方对理性的认同，则是相互交流的基点。而在后现代小说中，作者对真理的确信已经消解，在某种程度上，叙述者也并不抱有太多“劝转”读者的成分，甚至作者与读者之间对理性也难以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形中，小说的叙事权威表现出一种“个人型”特征，叙述者追求的不再是自己对事件的阐释与评价获得广泛认同，而只是自说自话，无论叙述者还是读者对事件的阐释与评价都趋向多元化。 3.叙述距离的历史性作者对其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这一交流链条中各要素之间距离与关系的处理与调节，是小说修辞契约的重要内容。这种调节同样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性。首先，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在中国的传统叙事中，白话小说大体以讲－听为中心，而文言小说则以写-看为中心。对于讲－听的写作传统而言，一次性的过程、公共化的场合，使得情节的吸引力以及即时的道德判断成为重要制约因素，经验与教训是传统白话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12]98。写－看传统则意味着写小说者与看小说者在时空上的分离。这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变成个体交流与私密交流。然而，由于传统文言小说传播的有限性，使得这种交流始终只是“小众写作”与“小众阅读”。现代印刷术使小说得以更迅速更广泛地普及，将传统的“讲-听”与“写-看”两方面的优势结合了起来。一方面，现代印刷术使得“写-看”不再是“小众”的专利。现代印刷术使小说生产与传播的成本大为降低，白话的推广又使得小说对读者的文化要求降低，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意识向读者靠近，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小说读者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现代印刷术保留了写-看中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可重复性与私密性。看的可重复性使作者可以设置更多的阅读障碍，“怎么讲”的相对独立性与重要性得以凸显；而交流的私密性则赋予小说修辞在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等方面更大的自由空间。现代小说作者不仅可以通过小说修辞进行价值启蒙，而且可以通过形式创新进行审美改造，使读者理解与接受作者关于“怎么写”的形式创新的意义，小说修辞因此获得重大解放。在后现代小说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平台被解构，写一看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解构，读者的看与作者的写之间，成为相互分离的两个阶段。这种分离，虽然带来了双方的自由，但也带来了意义的消解。其次，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作为“被创造出来的自我”[13]80，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存在着多重对应，而叙述者作为隐含作者的再创造，则具有更大自由，可以“可靠”，也可以“不可靠”。这种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之间的对应与错位，造就了小说修辞的丰富可能。但这种可能同样有着历史的规约与限制。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基本上可以视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表现出鲜明的“可靠性”。现代小说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日渐增加。以《狂人日记》为始点与代表，现代小说尝试了多个维度的“不可靠叙述”。从这一角度看，“文革”期间“不可靠叙述”的消失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后现代小说中，不可靠叙述的大行其道，同样隐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第三，叙述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的距离具有历史性。弗莱曾经根据故事的主人公与现实人物的位置，将文学分为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与讽刺几种类型，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文类的历史演变模式[14]。然而，弗莱只注意到故事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以及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相对位置的变化。事实上，叙述者相对于人物的位置改变，会带来叙述风格的改变。同样是普通人，从不同的叙述者位置看来，可以表现出高模仿、低模仿以及讽刺的意味。五四时期，真正的“常人”属于高模仿对象；革命小说中“超人”成为叙述的主角，“常人”则是低级模仿的对象；在后现代叙述中，“人”更是成为反讽的对象。叙述者与人物的相对位置可以导致修辞风格的变化，读者与人物及叙述者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则可以导致小说修辞效果的变化。如讽刺建立在读者与叙述者的共谋之上，是二者对处于较低位置人物的一种共同审视；一旦读者认同人物，讽刺也便转化成了低级模仿。而反讽则意味着叙述者伪装自己处于人物之下，一旦读者不能意识到叙述者的伪装，反讽马上消失。这种复杂关系的演变，同样有着潜在的历史脉络可循。在以等级制度为背景的传统小说中，高模仿始终是其主要形态。低模仿与反讽，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现代“人”的平等意识产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