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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辞受众的历史性尽管理论家将小说读者划分成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作者的读者、叙述读者、理想的叙述读者[8]250等多种形态，但无论哪一种读者，都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方面，无论是真实读者还是作者设想出来的理想读者，都是被既有文化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修辞创新，强化或改变读者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从而创造了他的读者。正是这种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的承续性与变异性，构成了修辞受众的历史性。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们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1]83。作者是否能够把握读者的价值需求是小说修辞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上，“三纲五常”一直是中国社会数千年超稳定结构的支柱。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传统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9]225两种命运。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读者要求小说的只是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替代性满足的白日梦，中国小说由此形成“瞒与骗”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受众期待中，虽然绝大多数传统小说读者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侠客这类读者仰慕与企盼的人物形象，一直占据着小说的舞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关于现代“人”的思想，逐渐成长。通过先觉者的传介，使当时小说受众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他们不再要求小说提供一个白日梦，而是要求小说让读者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这种读者性质的转向使“新小说”的“新民”命题以及现代小说的“立人”命题成为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激情，却使小说修辞交流出现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无论在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中，读者对小说修辞的影响，都以真实读者为依托。建国后的互动中，真实读者被职业读者与“理想读者”所取代。各种批评家凭借政治话语的权威性，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出“理想读者”，借用“理想读者”的超越性与普适性对小说进行直接干预。通过这种多重转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读者”成为意识形态向小说修辞进行控制的工具。新时期小说修辞重新向真实读者回归。但这种回归同时也导致了读者的分化，使小说修辞也产生重大分化。先锋小说、严肃小说以及通俗小说都有着其各自的受众群体，也由此形成各自的价值判断标准。受众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小说家的修辞目的，受众的审美成规则制约着小说家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受众既有的审美成规是小说家修辞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小说家的修辞创新又可能改造受众的审美成规。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使得受众的审美成规也呈现出一种历史演进的历史。中国传统小说“白日梦”性质实际上隐含着读者对于“异于常人”的生活的关注，使得传统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以情节为中心的“传奇”色彩。现代小说读者则试图发现“近乎无事的悲剧”[10]383背后的原因，以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物为中心，成为新的审美成规。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读者”关注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如何表述“理想”成为这一时期“理想读者”的审美成规。新时期真实读者的分化，也导致了读者审美成规对小说修辞的影响产生了重大分化。 3.修辞话题的历史性由于修辞情景与修辞受众的历史差异性，使得小说的修辞话题也表现出鲜明的历史差异性。作为典型的“人学”，“人”是小说修辞永恒的中心话题。不同时代小说家对于“人”有不同理解，对于“立什么人”与“如何立人”的阐释，更是千差万别。但由于他们所处修辞情景与面对修辞受众的共性，也表现出一种历史共性。在传统小说中，关于“人”的理解，始终建立在等级意识上。“主－奴”的二分法，是“三纲”内在的支配性的结构，君臣、父子、夫妇中，一方具有绝对的权力，另一方则只有服从的义务。权力与义务的分割，是传统小说中“人”的根本属性与鲜明特色。传统小说修辞话题的核心就是“驯民”。晚清的“新民”，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臣民”意识，转换成一种“国民”意识，但这种“国民观”关注的依旧是个体的义务，而不是个体的权利。“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的人权观念，使得“人”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民”：“人”生而平等，“人”是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这种“人”的观念使现代小说的修辞话题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立人”成为现代小说的核心命题。现代小说关注的是“常人”，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关注更多的则是“先进”与“典型”，其小说修辞话题变成“立超人”。这种“超人”可以是英勇献身的革命者，也可以是公而忘私的建设者。他们身上都表现出“公而忘私”的特性，表现出向“义务”回归的倾向。然而，无论是现代的“常人”人权观，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超人”义务观，都与现代主体意识直接相关。在后现代主义眼中，人的主体性成为一个被解构的神话，“主体性的人”变成了“非主体的人”。理性与主体性等现代概念，在后现代思潮中被碾成碎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