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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家》留在当今的手稿至少有三整页和两个小半页。巴金一直坚持着为自己修改辩护，在晚年他不断重复这样的想法：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文字相当欧化，常常按照英文文法遣词造句。……结果使我的文字越来越欧化。例如一个“的”字有三种用法，用作副词写成“地”，用作形容词，写成“的”，用作所有格紧接名词我就写成“底”。我用惯了，把凡是连接两个名词的“的”都写成“底”，甚至代名词所有格，我的，你的，都写成“我底”，“你底”。……再像我这样使用“底”字，只能给读者带来混乱，就索性不用它了，以前用过的也逐渐改掉。重排一次改一次。《家》、《春》、《秋》改得最晚。《灭亡》至今未改，留着“底”字说明我过去的文风和缺点。我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编辑我的《文集》时，的确把我所有的作品修改了一遍。五十年中间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知改了多少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不少西方文学名著中都有所谓“异文”(la variant)。要分析我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当然要根据我当时的作品。反正旧版还在，研究者和批判者都可以利用。但倘使一定要把不成熟的初稿作为我每一部作品的定本，那么，今天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欣赏”我那种欧化的中文、冗长的表白、重复的叙述、没有节制的发泄感情了。说实话，我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进步的。 我说这些话，只是因为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出版的英译本《寒夜》，译者在序言里好像说过，我在解放后编《文集》，为了迎合潮流修改自己的著作，他们认为还是解放前的版本比较可靠。……不论作为作者，或者作为读者，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修改本，它才是我自己的作品。⑩ 到今天为止，恐怕还是有些论者，以思想问题来代替对语言文字修改的技术问题的论断，而他们抓住的不过是几个显而易见的细节，比如在1949年以前所提到的人名，1949年以后可能比较敏感或不合时宜，作者做了修改，便以此无限放大，来论断整体的修改，甚至论断作者的“思想变化”。通过手稿的解读，文字修改的对比，我倒是想再次呼应作者的一些看法，并想再次呼吁：研究需要更多地实证支持，尤其是涉及作品修改这类的事情，倘若没有充分的文字校勘做依据，不能轻易下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