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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江海学刊》(南京)2014年 newdu 参加讨论

    (三)审美功能
    部分作品的长题和题序除了为读者导读、索引等实际功能之外,还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尤其是那些篇幅较长、着力甚深的题序,其本身就是一篇篇出色的散文,如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全文结构错落、铺排有致、摛文绘藻、端雅流丽,可代表王维散文艺术之最。
    杜甫的长题和题序擅长于在谨实有度的叙述中抒发情感。如至德二载(757)杜甫从长安西门的金光门逃出城(彼时长安城被乱军占据),前往凤翔见到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长安收复后,他随帝回京。不久却因事见罪于肃宗,从左拾遗任上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恰巧又从金光门出,作者抚今追昔,作诗抒怀,并以《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的长题交代这一事件始末。另外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叙》,此序类如史书笔法,记载了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闻其先师为公孙大娘,追忆公孙氏舞剑之精妙而发盛世不再之感慨。如上两则,皆在谨严的叙述中,寓伤悲之情,情境相融,真实感人。
    白居易、苏轼等人的题序擅长以即兴感思和片段记录来描摹日常人情物理,形成了一些类如小品文般简练隽永、性灵摇曳的散文珍品。如下,以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为例: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支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今书以寄妙总大士参寥子。
    作者从空间推移与时间流逝的角度,将三月四日一天之中的游踪行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白水山观览佛迹、沐浴晞发、浩歌而归;途中所遇之荔浦晚照与父老邀言;归卧既觉,闻子诵诗,随兴次韵。这篇题序笔法散淡、文思清晰、言近意远、情韵自然,深得小品文“即境示人”之妙趣。明代的王纳谏编选了苏轼的一些短篇散文为《苏长公小品》,并为之作序云:“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暇得之销日焉。是其所得之于文者,皆一饷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22)其意旨在美誉苏轼小品文的闲适之趣与娱文之情。虽然上举《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之类的题序未被当作独立之文入选,但其于平凡生活中所悟得的审美之境与王谏言之趣并无二致。
    长题和题序在唐宋诗转型上的意义
    如上所述,诗歌的长题和题序从数量规模、内容形式以及艺术功能等方面,在唐宋间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前代的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如清人方南堂《辍锻录》云:“立题最是要紧事,总当以简为主,所以留诗地也。使作诗意义必先见于题,则一题足矣,何必作诗?”(23)这一评价反映了传统批评家对长题和题序的看法。平心而论,这一见解不免有失偏颇。以杜、白、苏为例,长题和题序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功能,而且在唐宋诗的转型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云,“对日常生活的注意观察”(24)是唐宋诗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当诗歌的题材逸出了传统的范式而转向描述琐细的日常生活时,诗人就有必要利用长题或题序向不明真相的读者做一番交代。从杜甫和白居易的创作来看,二者大体在人生的中晚期将笔力转向私人生活领域,与此相应二人诗集中前期题目普遍简短,后期则多有长题之作。苏轼天生好奇的个性,加之一生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频繁地将日常生活中的奇情偶遇摄入笔端,因此长题和题序所占比率远远高于其他诗人。通过长题和题序的交代,使得私人化的感受、体验具有普遍交流的可能,并为读者展现出更丰富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如苏轼下题:
    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所经历者寄子由。
    按照传统的经验,这类纪行诗的诗题多笼统地以“××行”称之。比如纪昀在读此诗时,就很敏锐地称之“似白香山《东南行》”(25)。然而苏轼却几乎不避累赘地以实录的方式介绍了出游原因、具体时间和旅途景点。通过诗题,读者不仅可以得知苏轼详尽的游程线路图,还可了解到当时地方郡吏前往属县减决囚禁的官制,以及凤翔一带的属县名称及山水人文景观等。这种述行事、记游历的笔法正与宋人日记、笔记十分接近。当诗人把视点投向日常生活之时,长题或是题序部分承担了记录或解释作为个体人生经历的创作背景。这种创作趋势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生活题材渗入笔端,客观上刺激了新鲜题材的开拓;另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公共信息进入读者视野,使得个体经验富有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的长题和题序注重纪实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唐诗以抒情为主的模式,使“事”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方向。在传统“诗言志”或“诗缘情”的诗学体系中,“事”通常被视为表达内心情感的背景,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经常被简略或虚化。而诸如以上所举的众多例子,长题和题序有效地保留这些“事”的真实形态,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过程,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景物、言语、感情等等。长题或题序在一大段叙事之后,往往缀以“记所经历者”之类的话语作结,这表明对叙事的重视已成为宋代诗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文体各异,功能有殊。诗长于抒情,贵在含蓄;文则长于叙事,倾向实用。唐宋诗格变化一大特征的“以文为诗”,其实质是不同文体功能之间的借鉴,反映了唐宋之际诗人在开拓诗歌表现功能上的努力。而唐宋之间,诗歌中急遽增长的长题和题序则更直观地体现了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协助与融合,同时也反映了唐宋诗人在诗歌与现实生活、作者之经验与读者之接受等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与开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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