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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题、题序的艺术功能 艺术形式及内容的变化意味着创作主体对诗歌艺术功能的自觉开拓。析而言之，唐宋之间诗歌长题和题序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一)以诗为史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5)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是对《诗经》的延续和补充。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史合一的文艺观。但是，这种观点是在经学的框架内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无论就艺术形式还是就表达内容而言，诗与史都是判然有别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6)诗歌主情，侧重抒发个体内心的情感。史学则秉承“春秋笔法”，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叙述国之大事。将诗与史结合起来最典型的是杜甫被后世誉为“诗史”的“三吏”、“三别”。清代王夫之云：“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7)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不免有过激之处，但他对诗、史差异的见解则非常有艺术眼光。总之，叙事是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只有加入了叙事的成分，才有可能以诗为史。 在诗歌中加入叙事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运用恰当的创作技巧，在诗歌正文里叙述事件始末或发表议论。这一技巧在宋代发展为蔚为壮观的“以文为诗”；二是在诗题或题序中叙述创作背景、旨意，而集中笔墨在正文中抒发情志。从本质上来看，唐宋之间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以文为诗”是为了“以诗为史”。直接体现这一创作目的的是那些干预现实的题序，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白居易《秦中吟序》曰：“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所谓的“效汉良吏之目”与“直歌其事”，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合乎实录的史学传统。 如上所述，除了部分干预现实的题序之外，杜甫、白居易、苏轼的长题及题序多是用来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经历。在长题或题序中，尽可能完整地为后世读者介绍作品的来龙去脉，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诗史融合。历史既体现在重要人物身上，同时又是由无数不知名个体所共同创造的。谢保诚在《中国史学史》中说：“唐宋之际开始，史学在日益程式化和官府化的同时，又以强劲不衰之势兴起了一个史学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就记述内容而言，开始涌现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18)利用长题和题序完整地记录私人生活、交代创作背景的做法，可以说是此种历史意识的表现之一。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人生经历都值得被记录，即便是歌咏琐碎的生活经验，亦有展现此种歌咏之真实性的必要。 (二)导读和索引 庞垲《诗义固说》卷上：“诗有题，所以标明本意，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古人立一题于此，因意标题，以词达意，后人读之，虽世代悬隔，以意逆志，皆可知其所感，诗以题行故也。”(19)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从无题至有题，再至长题和题序，对读者的考虑是导致这些变化的一大因素。长题和题序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创作背景和旨意，即表明创作者对于读者的介入已由潜在的考虑转向直接的导读。这些读者可概括为两种类型： 一是交游内的亲友。如苏轼《双石叙》：“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人在题序中完整地陈述生活中的奇情偶遇，在分享私人经验的同时联络僚友之情。此类赠答在白居易和苏轼的诗集中比较普遍，并且二者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倾诉对象。在一大段叙述文字后，缀上“兼呈微之”、“兼寄子由”之类的长题或题序，在白、苏的诗集中并不少见。 二是预测的读者。随着文人创作观念的增强，诗人们不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获得身边亲友的理解，也希望能获得当时或未来读者的认同。这种情况在杜诗中已偶有出现，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从书写的语气来看，作者用第三人称叙述舍弟书信的内容，详细交代具体的创作缘起和旨意，起到了为陌生读者提供导读的作用。这种创作期待在白居易身上非常突出，其《与元九书》说：“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20)白居易的长题如《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叙述七老欢会之盛事，希望“纪之传好事者”，使之得以流传久远。到了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读者的介入已日益成为影响诗歌创作的一大因素。“可以确认最晚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代，同时代的信息已经开始用印刷媒体作为手段传播四方。”(21)由于苏轼文名的显著，其诗文在当时已有及时而广泛的传播。长题和题序正是顺应这一现象而普遍出现，如苏轼《凤翔八观叙》：“《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昔司马子长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故其勤如此。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者，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这篇题序以亲身经历和行游感触告知他人，颇有旅游导览的意味，其中所谓的“好事者”、“欲观而不知者”即指那些不认识苏轼，却可以直接阅读他作品的读者。可见当时苏轼的作品已有一定的传播效应，他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与陌生的读者进行直接交流。 除了一般的导读之外，题序还被赋予特殊的索引功能，即在序中介绍与此诗相关的作品，由此形成了以某一主题为核心的作品群。如白居易《曲江秋感二首序》：“元和二年、三年、四年，予每岁有《曲江感秋》诗，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是时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无何，贬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前年，迁主客郎中、知制诰。未周岁，授中书舍人。今游曲江，又值秋日，风物不改，人事屡变。况予中否后遇，昔壮今衰，慨然感怀，复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许也。时二年七月十日云耳。”序中作者回顾元和二年(807)在盩厔县尉所作《曲江早秋》，元和三年(808)所作《早秋曲江感怀》以及元和四年(809)的《曲江感秋》。这篇题序以时间流转和仕途沉浮为线索，将有关曲江题材的诗作串联起来，在索引中引导读者去体会作者在多重追思之中再次生发的感秋之意，蕴藉深沉。序中所云“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很明显这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览而作的索引。这类题序还有：串联起一系列写真作品的《香山居士写真诗序》；回顾了先前所作歌咏陶渊明诗的《访陶公旧宅序》；总结在九江时与元稹全部唱和往来诗的《题诗屏风绝句序》等等。题序的索引功能可谓白居易的独创发挥，在他之前的诗人鲜有这样的说明。究其原因，这与他重视读者的接受有关。倘若读者不知道之前的作品，恐怕也不能体会此诗的本意以及当时作诗的心境。 苏轼很明显地接续了白诗这一创作倾向，多在序中介绍与本诗相关的作品，如以下两序： 世谓乐天有鬻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干儿，未期而夭云。(绍圣元年《朝云诗并引》)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于棲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绍圣三年《悼朝云并引》) 前诗引用白乐天、樊素之事而美朝云，为正文“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注解。后诗在题引中陈述了两诗在创作上的前后始末和情感联系。读者只有了解前诗的存在，明白苏轼感念朝云生死相随的情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后诗“伤心一念偿前债”的复杂情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