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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牧：《我是青年》，载《新疆文学》1980年第10期。该诗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1979-1980)，影响较大。 ②梁南：《我不怨恨》，《野百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③刘再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观点，认为人物性格不应是单面的，应该是善恶与美丑的复杂组合。该观点在理论界影响巨大，但与1985年的“新潮文学”实践之间显然并不匹配(参见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④如1985年王蒙的《选择的历程》、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大公鸡悲喜剧》和《减去十岁》等，都运用了类似夸张和荒诞的手法，像是一种充满讽喻意味的“社会寓言”。但与同年爆发的“新潮文学”相比，在技法上还是显得单调和吃力。 ⑤王蒙：《蝴蝶》，载《十月》1980年第4期。下引皆同，不再另注。 ⑥(18)陶东风：《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⑦恩格斯：《1884年4月初给玛·哈克奈斯的信》。原话是：“……是的，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等社会的必然崩溃的不断的挽歌；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虽然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讽刺却是最尖刻不过的，他的嘲弄却是最毒辣不过的……他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将来的真正人物——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1页。) ⑧关于这一说法，来自笔者对于与江河熟识的诗人林莽与宋海泉的询问，他们持共同的说法。此外的例子还有食指。“文革”期间食指一直有两种诗歌，个体性抒情的作品如《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但同时他也写了《我们这一代》、《红旗渠组歌》、《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在《我们这一代》中也有这样的句子：“毛泽东的旗帜/正在标志着/共产主义道路/第三个里程碑……”(林莽、刘福春编选《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⑨张清华：《身份困境与价值迷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处境》，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⑩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3—134页。 (11)可参见笔者《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解构主义与当代小说的美学变异”。 (12)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4—75页。 (13)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盛宁译，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7页。 (14)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5)克尔凯戈尔：《“那个个人”》，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3页。 (16)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17)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19)王蒙：《来劲》，载《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