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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首个解构主义例证的《蝴蝶》 《蝴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视作当代作家“语言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也可视为“通过反思语言来反思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最佳范例。它不但因为在深层含义上取了《庄子·齐物论》中道家哲学的思想而显得富有精神深度，充满了“恍兮惚兮”的人生怀疑与存在追问，而且通过对当代语言政治与语言暴力的哲学求思，开始了对重大政治与社会命题的深层拷问和触及。这里，我也尝试用细读的方法，来分析一下其中的解构主义思想元素。 显然，本文的理论前提并不是基于西方的论述，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引入已迟至80代后期，王蒙不可能在1980年就知晓西方的解构主义。但是中国，在古老的哲学与禅宗思想中，在中国人日常的语言智慧中，在新文学的许多经典文本中，早已有着丰富的解构主义实践(11)。在《道德经》的开篇，老子就提出了“作为本体的存在”与“作为语言的认知”之间的不对称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早已指出了存在与认知之间、意识与表达之间、语言与意义之间一系列的不对称关系，而这正是解构主义理论的最原始的起点。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德里达所说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怀疑与颠覆的思想，早已包含在老子的命题之中。禅宗故事中六祖慧能回应五祖弘忍的“生死大法”，针对神秀“身是菩提树……”的偈语，反其意而作的“菩提本非树……”可谓是最经典的解构主义命题了。在新文学中，钱钟书的《围城》可谓是解构主义思想极为丰富的作品，小说中异常活跃地运用了语言中的间离和反讽，昭示了“五四”文化精神在40年代的彻底颓圮。其中新文学话语与旧的传统话语之间、中文与西语之间多重的错位关系，都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十八家新诗人”之外的“第十九家”的曹元朗所做的一首《拼盘姘伴》中，其文白夹杂、语法混乱、中西文硬性地互文插接的状况，已然呈现出“能指狂欢”的意味： 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 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活守寡的逃妇几时有了个老公？ Jug！Jug！污泥里——E fango è il mondo！ ——夜莺歌唱…… 雨后的夏夜，灌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 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Wir sind！”(12) 当代诗歌中类似的实践也有非常典范的例证，“非非主义”的理论观念，王朔小说中三重话语的狂欢，先锋小说叙事中的“元小说”策略，伊沙早期的诗歌等等，都可以视为解构主义实践的范例，但所有这些都晚于《蝴蝶》。 很明显，在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到来之前，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进行自己固有的解构主义文化实践，敏感的作家会首先发现这样的机遇。在《蝴蝶》中，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例证。它通过“日常话语”(叙述话语)、“政治话语”(革命歌曲，张思远所记忆、援引和疑惑的权力话语)、“主体话语”(作为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思考者张思远的内在话语)、外来作为“他者”角色强行嵌入且不战而胜的“陌生话语”(邓丽君的歌)之间展开的“话语嬉戏”，十分多义和精彩地传达了为德里达所描述的“中心消解”、“总体性破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信息。德里达说，“由于不存在一个中心或本源而造成的这种自由嬉戏的运动，是一种增补性的运动”，它以“能指过剩”的方式，彰显了“自由嬉戏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昭示出“此在的瓦解”(13)。 与此对应，我们可以从《蝴蝶》中找出至为精彩的例证，来看一下王蒙所意识到的“革命话语的破碎”，其中心消解之后的游戏感。他用了隐忍的反讽，细致地描述了解放之初作为军管会副主任的张思远前往礼堂为共青团员们演讲的情境：大礼堂中座无虚席，但“麦克风坏了”，就在修理麦克的当口，十八岁的美少女，共青团员海云，指挥大家“分声部”合唱起了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历史的在场者显然是处于身体的亢奋和意识的沉睡之中，但是作为遥远的回忆者，张思远的回溯与反思使这首歌的歌词出现了“断裂中奇妙的敞开”——它的奇怪的修辞与“能指的空转”状态被意外地彰显出来。小说将歌词直接抄录其中：“……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恩情……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咿呼呀咳，呀呼，呀呼……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在打铁。是的，打铁。 在奇怪的“和声效果”中，这话语游戏与狂欢的属性暴露无遗。作家对这个“能指极端过剩”的游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他猛然意识到，正是这些“咳咳咳咳”的无意义音节，通过旋律和巨大人群的组织形式，通过和声与重复的加强，生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认同力量，并且转换为“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合法标记以及专制力量。反过来这也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这样一种“话语的虚构”游戏之中。 这便是真正的觉醒和历史的揭秘了。1980年，哪一部小说能够达到如此历史揭秘的深度？接下来，就是张思远的演讲。之前，小说已令人震惊地揭示出“语言即权力”(14)的秘密——王蒙几乎就要说出这句话了，尽管他此时并不知晓米歇尔·福柯为何许人，但却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革命话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意识到革命的权力是通过革命话语的传播与加强来实现的，而这样的力量，只要通过他的虚构，通过他为权力所赋予的身份和“为真理做判断的集会”(15)，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这套革命的、充满暴力的宏伟词语所向披靡，无所不能，“要什么就有什么”，真是奇妙极了： 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级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赌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对着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这套宏伟的词语，不止转化为摧枯拉朽的专政力量，而且还当然地俘获了少女的爱情。主人公的话语权力、政治权力和性权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戏剧性的结合。 但这还没有完，王蒙接下来还要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张思远“报告”的情景，他的这番看似无比正确的宏大叙事，彻底地彰显了他的“红色修辞的虚构性”，以及“能指”被无限夸大的状态。犹如宗教活动中的唱经，神圣的语境一经设定，神就要出场了，他的横空飞来的话语繁殖力便开始了华丽的表演： “共青团员们！”鼓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失去是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 多么激荡人心却又空洞无物的承诺，谁将是这没有具体主体的“主人”？作为听众之一的海云在不久之后就被打成了右派，而被永远剔除出了“你们”的行列。张思远靠着这由虚拟的修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自己得到了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功和满足。他整个地已经“工作”并置身这种由词语造成的红色幻象之中。因此，当他的妻子海云痛失了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之时，没有尽到父亲之应有责任的他，便用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来批评妻子的软弱：“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竟然没有搞明白，难道共产党员就应该对自己耽搁了病情而死亡的儿子无动于衷吗？难道儿子的死，相较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儿童的死，一定是某种必要和必然的代价吗？沉醉和迷恋于这种语言幻象的张思远，习惯性地作出了这种推论，否认了他作为父亲的失职之过。借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这就是“一种语言自足体的暴力，它摧毁了一切伦理意义。……它不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16)。 《蝴蝶》中揭示语言与权力关系的秘密，揭示话语本身的虚构逻辑的自觉，不是即兴和意外的神来之笔，而是非常系统的思考。比如，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词语决定存在”的问题，小说主人公张思远在经历了几度人生的沉浮之后，发现自己命运的变迁最终不过是几个词语的变来变去。他因此发出了这样的追问—— ……那个坐着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这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 语言主宰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并且，语言还有时会大于和“先于存在”：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张思远亲眼看见人被预先安排好的词语符号“击中”，词语想让谁一夜之间完蛋，总是具有魔术般的灵验，“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和可畏的力量……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主变成患麻风病的乞丐的法术”。 福柯在论述历史的构建方式的时候，曾精辟地反思了被各种话语和材料建构的历史叙事的局限。一方面，“文献”是沉默的，“印记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另一方面，那些被权力设定好了的讲述，又同样不会接近历史本身。所谓的“伤痕”与“反思”叙述，都属于这种在政治框架上和叙事构造上都已然设定好了的讲述：美好的童年或者开端，而后风云突变，某种僭越的邪恶势力强行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然后是受难、关禁、亲人的离散，等待，黑暗尽头曙光出现，噩梦醒来是早晨，主人公被永恒正确的主导力量所拯救，重获自由与光明，团圆和胜利。总结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样的叙事已然成为一种“叙述的习惯”。福柯说，“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17)。《蝴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陌生话语与一个反思者主体的构建，在另一语境中复活了那些已悄然消失的历史话语，并将之投放在新的意识强光中，重现了历史内部隐秘而黑暗的路径。 某些时候甚至作者也按捺不住，要通过人物的意识来强行插入议论，以表明他所意识到的政治话语对人性的统治与遮蔽。张思远复职后，要把他一直深爱的远在山乡的秋文接来，但他却无法向部长交代，他只能说“他要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情感的侮辱”。这个说话人的身份显然已经不是人物，而是作者自身了。 例子还有很多，王蒙几乎是搜罗了他所有能够找到的语言例证，不惜以“堆砌”的方式将它们烩于一勺，从而达到充分的“话语嬉戏”的效果。比如他写到主人公复职后最敏感的是大字报仍如影随形、旧时相识一般地敲打着他，那些熟悉的话语常让他不知今夕何夕。他听到“左派”们喝酒时的“拳经”，可视为是革命话语直接的“解构主义戏仿”了：“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战士，正“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如此等等。甚至作者本人的叙述也在这种活跃的语境中受到激发，变得飘忽而滑动、戏谑而膨胀：“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条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四个词语的能指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它们却可以同时指向一个所指。它再次强烈地暗示着作家的一个荒诞体验：语言就是对现实的虚构、扭曲、粉碎和戏耍，语言本身即充满了暴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