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对于《蝴蝶》这篇小说的分析，涉及当代文学历史的若干问题，应该首先置于历史主义的考察视野之中；如何进入这篇作品，应从其特殊而超前的“话语嬉戏”中找到入口；主人公与作者尽管都存在着立场与认知方面的局限，但作品却意外地超越了个人和历史的局限，通过对革命话语的反思与分析，找到了历史的谜底；从解构主义的方法看，《蝴蝶》中充满了对革命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生成、构造及演变历史的深刻认识，其讽喻与颠覆的力量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批准号：12BZW020)成果 作者简介：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回溯历史的钥匙，也是《蝴蝶》的钥匙 在叙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人们渐渐开始淡忘一些东西。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情，时光荏苒，岁月累积，有的东西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作家张贤亮的去世，才使人们忽然意识到这代作家已经剩余不多，即或还有也已是耄耋之年了。很多问题已经被淡忘了——比如，他们的文学成就究竟几何，应该如何评估，在日益变化和面目全非的当代文学史格局中，这代作家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些创作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似乎已没有人有兴趣回答这些问题。 但假如时光回溯，让我们回到百废待兴的20世纪70年代末，会更能理解那时尚处于中年的这代人，他们被迫抱以青春的激情出现在历史拐弯处的种种不得已。在关禁了将近二十年之后，他们再度“归来”，再度与“人民”一起“胜利”，并重新获得了“曲折道路”中的“光明未来”。有的复出诗人用了很大的口气发出了“我是青年”①的呼喊，甚或还有“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②的诗句。前者的意思是要用中年的肩膀承担起青年的使命；后者则更为过分，所表达的“忠诚”之意有肉麻之嫌：虽说政治虐待了我，而我却依然热爱着这政治。如今看来这些表达都不够得体，浮泛的热情要么虚假，要么显得愚蠢，根本没有看到那时人心的危机、历史的循环以及人性的更深黑暗。但不要忘记，对这代人来说，这就是某个历史的关头和起点。 如何来看待这代作家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在谱系学的意义上，他们早已经被列入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知识架构之中，被格式化和概念化地编订和处理，被当作了重要但又迅速翻过的一页。简言之，谁也没有说他们不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他们的文本在文学性的意义上应做何判断，却多属语焉不详。遥想最初的若干年，他们确曾被充满激情地叙述过，因为他们的文学形象不止是那时人们谈议的话题，甚至也是改革和社会意识变化的推进剂。但不幸的是，他们很快遭逢了“新潮文学”迅猛崛起的年代，宽广而多维的文化学与人类学视野迅速代替了窄狭僵化的社会学视野，洞烛幽微的精神分析很快取代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③，各种结构主义与“新小说”的叙事观念很快取代了单调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复杂的文化寓言、历史寓言与人性寓言的构造取代了“再现生活真实”的老套子，甚至也取代了放脚式的“准荒诞派”的常用技法……他们的雄心壮志还未等完全变成现实，历史就翻过了新的一页——张贤亮曾经宣布要推出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在只发表了《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就草草收场了；王蒙在稍后推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虽然也是试图描画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但确没有企及钱钟书《围城》所达到的讽喻效果与高度。如同在“刷新”过快的电子时代老式计算机会很快过时一样，在新观念的涌动与新方法的风靡之下，虽然这代作家也曾试图将寓言的、意识流的、荒诞与喜剧的因素融进其写作中去④，但与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相比，这些新元素是那样地稀薄和不协调，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又是显得那样生硬和笨拙。 显然，由王蒙、张贤亮、刘心武、谌容、宗璞，甚至高行健为代表的这代曾才华超群的作家，很快被贾平凹和王安忆、莫言和残雪、马原和扎西达娃、余华和苏童们取代了。在并不持简单进化论观点的我看来，这个年代的文学变革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起点——现代性得以真正确立的标志。因为在他们之前的当代文学，甚至连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达到的叙述技艺与艺术难度都未曾接近过，在思想水准上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从鲁迅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是何等让人百感交集又羞赧惭愧的变化与传承！而新一代作家们则以其迅速掌握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以及敏感的本土文化意识，从两方面建立了其写作的思想资源与高度，使之成为承续中国现代文学、对接当代世界文学的真正开端。 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抹煞这一代作家曾经有过的重要贡献的理由，不能抵消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中的影响作用，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这样理解问题。缘于此种原因，我决定谈一谈王蒙的《蝴蝶》⑤，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只是“阐释出来”的，或许对于作者而言只是限于“无意识”。但是回顾1980年的历史情境，这篇小说却像一个奇迹，孑立在历史的曙色与早霞之中，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以这个年代人们的认知能力，写出《蝴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对于刚刚过去的时代的反思，不是仅限于概念上的，而是根本性的，尽管它的作者不可能从政治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角度上全面否定那个时代，但却敏感地从语言的角度，从话语方式的转换上，写出了近乎石破天惊的主题——“意识形态话语的失效”及其荒诞感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笑我，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其实很简单，小说中不过是引用了一段有意思的流行歌词——在1980年开始半公开半秘密地流行的邓丽君的一首叫做《千言万语》的歌，用它打开了回溯历史与理解现实的钥匙。小说似乎颇不情愿却又感慨万端地引用了这首歌中的句子：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常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驱散爱的寂寞…… 作者说：“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注意：不是香港而是台湾。歌的名字叫做《千言万语》，不叫“爱的寂寞”。这个常识的模糊，更表明了它给人物——当然同时也是给作者——所带来的震惊与陌生感，理性中的不屑和无意识中的好奇。)作为“张副部长”的主人公张思远，在“微服私访”重回当年下放劳动的山村的路上，在与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合住的小招待所的房间中，通过那人携带的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在普通人那里，这首歌或许只是一首迅速占领了其感官和日常趣味的流行曲调，但在王蒙所精心刻画的主人公这里，却意识到了一场历史性的冰消雪融，一场静悄悄的、全面的、悲哀而无法抗拒的塌陷，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无声而确凿的塌陷。“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啜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革命者的意志似乎在支持着他本能地坚拒这首歌，拒绝它所代表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犹豫了——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禁止也禁止不住。 主人公义正词严的鄙视，并没有战胜他刹那间不由自主的犹疑。所谓“微服私访”的寓意其实也很明显，假如去掉了高官身份，放弃了权力保护，成为了普通人，他会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答案。为什么这样一首被鄙视的歌居然可以响彻在遥远边地的小旅馆里，响彻在神州大地的街巷与角落里，可以“得意洋洋”地、轻易地替代曾经强大的革命文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新的文化标签与符号？他难以置信，究竟“是怎么回事？三十年的教育，三十年的训练，唱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十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这让人沮丧、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背后，其实是一个反问——为什么历经几十年的灌输与改造，革命意识形态看似深入人心，却因为这样一个靡靡之音的旋律，几句浅薄无聊的歌词，居然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顷刻间被解除了武装？ 还需要更多和更直接的话语吗？王蒙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通过现实进入历史的钥匙，当然也是我们进入他的小说的钥匙。邓丽君的歌所代表的，其实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感的接纳，这是一个渺小而又巨大的信号，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来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被旧政治视为非法的身份，却因为“无边的日常生活”的包围而获得了胜利，实现了权力拥有者尚未觉察的僭越。张思远当然不是先知，王蒙也不是，但是他们确乎早于大多数人意识到，一个蔑视世俗价值的革命神话的时代结束了，那些在历史已经止步的地方，还背靠背互为表里的权力意识形态与旧文艺，其实也已开始退出时代的舞台。这样一种认知在1980年，在新思潮还处于孕育之中、潜于地表之下的年代，在中年一代作家那里，已然是十足超前的观念，若非采用含混的、充满自否与反复的表述，王蒙会重新被打回新疆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