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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认识《蝴蝶》的意义与局限 陶东风的文章这样分析了张思远这一人物的局限性，认为他“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悲剧命运)的根源”(18)。的确，从绝对性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张思远不可能从一个完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高度上，意识到“文革”的根源，并找到另外的认同，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历史，王蒙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这一点，我并不会因为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就会加以否认，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从一般和永恒的意义上，这篇小说会有多么了不起的艺术价值。但从历史出发，我仍然服膺于它敏锐的语言自觉与精妙的解构主义实践。认真阅读作品，将之放还至1980年的历史场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会吃惊于他对体制本身与意识形态痼疾的深入思索，对其构成秘密的率真揭示，以及“春秋笔法”也无法掩饰的讽喻立场。在我看来，它通过语言(而不是观念)层面上具体而精准的戏仿与反讽、狂欢与嬉戏的解构活动，敏感地揭示出了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构造的来源，其生成机制、传播奥秘、权力的实现形式，以及在某些时候的病变与弥漫，其可怕的虚构性、荒诞性与欺骗性。这样的反思高度，恰恰是这个年代的绝大部分文本所无法抵达的。因此，历史地看待，我主张给它以客观和高度的评价，或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之所以说《蝴蝶》是“孤独”的，是因为在它之前这样的自觉是没有的，在它之后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直到1985年之后，类似具有解构主义实践意义的作品才陆续出现。1985年还只是个苗头，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小石匠对着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太阳”说的那番话，似乎有一点游戏红色主流话语的味道；王安忆《小鲍庄》中给那个封闭山村的孩子们取名的方式(文化子、建设子、社会子等)，也颇有反讽的意味。除此之外就是王蒙自己了，他在他1985年前后的小说如《冬天的话题》、《来劲》、《选择的历程》等，都充满了对语言的“施暴”和对宏伟词语、包括对政治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双重的游戏倾向。但王蒙的局限在于，他的语言意识似乎并未从《蝴蝶》更前进一步，他过分强化了“作者”——叙事主体——的兴趣和理念，几乎将叙事变成了自己的“语言表演”，而不是侧重于历史情境中的人物的语言活动。虽然有的作品中的这类表演很有着某种与解构主义接近的表征，像《来劲》中的一些句子：“……你可以将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19)但这同他在《蝴蝶》中所表现出的语言方面卓越的颠覆性相比，根本没有什么进步。看起来他这里是刻意夸张地对汉语中字音与字义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一种“实验”写作，甚至也试图借此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亦此亦彼”的模棱两可的因素进行讥讽，但他还是没有从神髓上抓住当代社会特别敏感的情境，将对语言的处理深入到历史与政治情境的核心之地——1988年以后的王朔比之王蒙之所以有一些进步，主要是在这方面。在小说叙事语境的设置，以及人物对话过程中的反讽、调侃、语意颠倒与语境偷换等等技巧，是王朔的特长。 另外，如果从“解构主义阅读”的角度看，《蝴蝶》还是一个典型“男权主义叙事”例证。即使它不同寻常的政治深度，也不能掩盖它“皇帝婚姻结构”的叙事内核。主人公虽历经磨难，也还保有了超出常人的反思精神，但政治的沉浮赐予他的，最终却是“三易其妻”的机会，第一任妻子海云是“浪漫型”的，曾与他有过浪漫的精神对话；第二任妻子美兰是“生活型”的，曾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第三个“对象”秋文是历经考验的“完美型”的，她是知识分子出身，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思想性格散发着成熟之美。对张思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受用的呢？悲欢离合、荣辱浮沉，最终不过都是他人生辉煌和成功的必要和浪漫的组成部分罢了。假如从这个角度，《蝴蝶》又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批评的对象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