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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畅销的“红粉”与影视传媒的联袂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场域已无法脱离大众传媒这一重要平台而孤立存在，不过，或许还可以这样看，在“抵抗”与“投降”这两种对立的姿态之外还有第三种姿态，即坚守纯文学的底线，巧妙地向商业化倾斜的策略。在此意义上，“红粉”系列的出炉，既是苏童回归古典写实传统、跳出先锋小说语言形式的“美丽的泥沼”、成功突围的一次实践，同时也是与影视媒介成功合作的必然产物。 不可否认，苏童的成名并在文坛上确立重要地位，既归因于《妻妾成群》的问世，同时更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的“成全”。《大红灯笼》上映后连续夺得了十余项国际大奖及提名，(14)这部电影让苏童成为继莫言、刘恒之后的又一位大红大紫的作家。显然，影视传媒发挥了传统纸媒无法相比的重要作用。张艺谋在向最具市场潜力的小说家“借气”(15)为自己续写“神话”的同时，也成就了对方。作家和导演之间的利益纽带将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用“合作共赢”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最为恰切。 需要多提一点的是，《妻妾成群》能够被导演张艺谋看中，这对于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的苏童来说，心中的狂喜自然难以言表。而这正契合了苏童一直以来对电影近乎痴迷的偏爱。实际上，苏童早在1985年就有了“触电”的想法，韩东后来回忆了当年与苏童、顾前三人“触电”的最初构想和尝试：“当时我们都很贫穷，属于‘同一阶级’。”彼此常到对方家里蹭饭，“我们都很想成名，很想有钱，于是商量出一条‘妙计’：合作一个电影剧本……顾前出一个故事梗概，苏童写一稿，我写二稿。顾前只需于茶余饭后动动嘴皮子也就完成任务了。苏童则做苦力，天天从南艺大老远地骑(车)到我家，在那张我父亲读书时用过的破书桌上奋笔疾书(他与人合住一间宿舍，写作条件欠佳)。二稿我只写了几页，由于不堪劳苦便半途而废了。从此便看出了分野，苏童是一个不辞辛苦说到做到的人，而我和顾前对写作的态度在当时类似于儿戏”。后因范小天的关系，苏童被调至《钟山》当编辑，“这之后，苏童的小说便频频在公开杂志上发表，出书，翻译，被改编成电影乃是题中应有之意”(16)。《妻妾成群》的问世，也让苏童、张艺谋开始进入了“蜜月期”，但后来因“命题作文”《武则天》的“吃苍蝇”事件(17)的发生，二人短暂的“蜜月之旅”就此宣告结束。不过，在之后的小说《红粉》(李少红执导)被拍成电影后同样获得了分量不轻的国际大奖。(18) 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电影的成功便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与畅销。由于小说《妻妾成群》受到张艺谋的青睐而被改编为剧本，苏童在当时还拿到了全国“最高”的版权费。据他后来透露，当时张艺谋有意请他做编剧，他婉言拒绝并直接把改编权卖给剧组，“就拿被张艺谋看上改编成《大红灯笼》的小说《妻妾》(的版权费)……到手是5 000块钱，当时是1991年。现在看没什么，当时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价格了，普通的只有2 000块”(19)。而后来的《红粉》，尤其是《米》的版权费就更多了。时隔多年，当苏童再次谈及此话题时说道：“在中国，靠写小说当百万富翁，一般来说是比较可笑的。真要逼急了，也没办法，只好触电。”(20)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写作终于让苏童“脱贫致富”，成为了其“自立”、“谋生的职业”(21)。客观地讲，5000元的版权费在当时并不算多。不过，莫言在1987年被张艺谋买走《红高粱》的版权时也只拿到800元，而这竟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22)。从这些细节当中，不难看出当时其他作家的复杂艰难的处境。 随着电影《大红灯笼》的巨大成功及其广告效应，苏童的作品骤然畅销，《妻妾成群》等小说在大陆、港台甚至国外的出版都相当顺利。1990至2000年间，苏童的小说除了在大陆，在港台——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麦田出版公司、远流出版公司一度保持了长期的合作，还被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热卖，就连国外的读者都急切地想看到苏童的小说《米》。(23)从《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米》的畅销程度即可看出小说与影视媒介之间的重要而又密切的关系。 当然，无论电影导演还是出版商抑或读者的解读，往往会与作家的创作初衷不符，甚至产生严重的错位，而这也让苏童备感无奈。程永新回忆台湾远流出版商王荣文到上海与苏童签约《妻妾成群》时的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远流老板王荣文先生精明能干，言谈间不乏台式幽默，签完约设便宴款待我们，不知是故意还是口误，饭桌上他时不时要提到‘妻妾成行’，弄得大家都很快活，苏童也露出宽容憨厚的笑脸。酒过三巡，王先生举杯至苏童面前说：感谢你写出一篇‘妻妾成行’的好小说，表达了男人们很久以来不敢言语的梦想。举座皆乐。我忍俊不禁，暗忖原来此篇小说还有这样一种解读方法。”(24)或许这只是远流老板的一句玩笑话而已，不过，或许正是这句玩笑话，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妻妾成群》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与性幻想。出版商远比读者精明，他们深谙读者的审美需要或者说兴趣点，什么样的作品会畅销、获得丰厚的利润才是他们真正所在意的。而这就足以说明了当时《妻妾成群》存在的复杂性，既是纯文学，同时又有通俗文学的面孔，雅俗互渗。当然，《妇女生活》《红粉》也大抵如此。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出版商对所有书籍都实行一种经济挑选的总标准。他向作家买下那些他认为能够在市场上推销的书籍……作家受到出版商的约束，既然他的设想是一种可任他自己随意摆弄的辩证关系的结果，因而作家就会站在暧昧的立场上。通常这种矛盾隐藏在经济关系转换成文化关系的语言技巧之中”(25)。而大众文化对文学的诱惑与制约的双重效应也正体现在这里。20世纪90年代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使得作家不仅要顾及到批评界的反应，还要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来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消费心理。 市场经济时代，纯文学不得不在保证自身的纯度与严肃性这一前提下，而做出一定的妥协，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联手。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场域或者说文学的面孔因此也就变得极为暧昧了。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出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并且成为了纯文学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这一事实的最好注解。 20世纪90年代文学呈现的方式与意义的指涉非常复杂，很难把握它的全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与判断，在作家、批评家以及读者那里似乎总是难以调和。正如有论者所言：“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26)而这也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语境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质，当作家苏童们面临诸多现实的难题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其实，“抵抗”或“投降”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于当代文学生态场域而言，或许并非终极要义，反而是既有销量，又有严肃文学的精神内核，恐怕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当然这更是作家与文学自我维系的“生存”之道。持有相对客观而又包容的态度审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似乎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是重返20世纪90年代语境并探究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文学生产机制新变的逻辑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