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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并未说明赵炳所奉乃道教，也未详究其所属道教之具体门派，其实这正符合道教在世俗民间的真实形态。道教作为中国固有之宗教，据地极坚，构成也至纷杂，从《周易》阴阳八卦、占卜之术到老庄哲学，从原始巫鬼崇拜到先秦阴阳家、兵家、战国秦汉之际的方士、医家乃至正统儒家和佛教，都被汉末(至迟在魏晋时期)获得“清整”而正式成立的道教以及后来极其繁多的门派收入囊中，其经籍科仪浩如烟海，正统《道藏》、《续道藏》之外，历代道士之所造作或民间口传更不可究诘。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的主体实在已经都被充分道教化了。“正统”道教可能只盘踞于名山圣地那些“道观”，但鲁迅所谓“道士思想”则弥漫于朝野的日常生活，“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论其精神旨归，无非在于不信儒家之天命有常人寿有定，也不信佛教之孽缘前定轮回涅槃诸说，而必欲人定胜天，自力更生，追求长生久视与现世威福。为达此目标，可谓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不计成败，不择手段。其优者或有助于社会风教之整饬，或退而隐于岩穴，炼养服食，祈求白日飞升，羽化登仙，或以各种方式“尸解”以终，比如唐宋笔记小说经常讲述道士死后尸体消失而仅遗其某一用具如手杖，而具体还可细分为“兵解”、“水解”、“刀解”、“火解”之类。至其末流，则大多混迹朝野之间，利用迷信交接权要，蛊惑愚民，或以服食炼养保全“真性”，或以“黄白之术”立致富贵(魔术般将手边任何物件变为黄金白银)，或以符咒科仪祈福、求雨、祛病、驱鬼、厌胜，甚至以“剑气”杀人于无形，以房中术纵欲而兼养生——其余种种异想天开忍心害理之事，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赵炳就是这种形态的民间道教末流的一个典型。 隋恒德、隋迎之、隋抱朴、隋见素、隋含章祖孙三代的取名，与道家和道教玄理也颇有关系。 “恒德”之名，或取自《周易》“恒”卦“九三变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大意是说，人若不能保持德行，就会蒙受耻辱。卜得艰难之兆。邵雍《河洛理数爻辞》解释此卦：“凶。得此爻者，须防小人诽谤，争诉之扰。做官的须防被贬。”这也颇符合老隋家在隋恒德一代之后的命运转折，本来受政府保护的“开明绅士”隋迎之不就是被赵多多和赵炳诬陷而不甘其辱吐血身亡的吗？《周易》虽为儒家推崇，但也编入《道藏》而被后世道教尊为经典。《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孔子以《周易》这句爻辞补充解释“巫医”之事，有学者认为战国时代南方的“巫医”就是相当于北方“萨满”的“南巫”，属于原始道教神职人员。(22)这样看来，“隋恒德”之名实兼有儒、道二教之渊源，而以道教为主。 “引之”之名与道教的关系主要在于“之”字。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及一九五○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两文说法，魏晋南北朝人往往父子祖孙皆以“之”字为名而不加避讳，如《南史·胡谐之传》：“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书侍御使。父翼之，州辟不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也同样以“之”字为名。所以如此，皆因其家族世奉道教，“‘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当然，在《古船》反映的隋迎之生活时代，姓名中的“之”字并不一定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但联系前述作者构思全书时所借用的阴阳转化之理，以及刻画赵炳时所深刻触及的民间道教徒之日常生活信仰，则谓“隋迎之”之名染有道教文化之风习，大概也不算穿凿太过了罢？ “含章”之名出自《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周易·象辞》说是“胸怀才华而不显露”。《易·系辞上》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坤”卦为“地”，故《文心雕龙·原道》概括这两句为“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刘勰将“含章”理解为地上一切含有光彩纹饰的动植之物。《周易》为后世道教经典，《文心雕龙·原道》也包含道教(或道家)思想因素，两书所用“含章”，均有内含美质、谨慎处事、外禀光彩纹饰诸义，颇符合隋含章的才貌、性格与命运。她天生丽质，性情温婉和顺，但为了让两位哥哥免受老赵家的迫害，甘愿自我牺牲，忍尤而攘垢，拒绝无数优秀青年的求爱，而被迫暗中做赵炳采补之器达二十年之久。 《古船》描写的芦清河、洼狸镇处于陈寅恪所谓六朝“鬼道”(天师道)势力最大的“滨海地域”。降至唐、宋、金、元、明、清数代，山东滨海一带所出道教领袖人物更指不胜屈。“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虽生于陕西咸阳大魏村，但金正隆四年(一一五九)于甘河镇遇纯阳真人吕洞宾授以内炼真诀而悟道出家之后，东出潼关往山东布教，金大定七年(一一六七)抵山东，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建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据傅勤家《中国道教史》所引北京白云观抄本《诸真宗派总薄》记载，受元世祖册封的“全真七子”都出自山东“滨海地区”，长春真人邱处机是登州府栖霞县滨都人，长生真人刘处玄是莱州府掖县武官庄人，广宁祖师郝大通、玉阳真人王处一是登州府文登县人，长真祖师谭处端、长玄真人马珏、清净散人仙姑孙不二皆为登州府宁海州人。(23)《古船》作者张炜本人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的栖霞乡党，他在小说中还特地指明长生真人刘处玄是洼狸镇人，又说洼狸镇坐落于东莱子国都城，“事情再明白不过，大家都在‘东莱子国’里过生活了”。(24)按隋朝开始以周初即存在的东夷莱国旧名在胶东半岛设立城邑，明清两代正式设莱州府(治所掖县)，先后管辖登州、宁海州、平度州、胶州等地，民国二年废府治，一九八八年又设莱州县级市至今。我们虽不必因此坐实洼狸镇即刘处玄故乡莱州掖县武官庄，但可以肯定《古船》人物实浸淫于道教文化繁盛之区，隋恒德、隋迎之父子及隋含章之取名深具道教文化渊源，又何足怪欤。 但抱朴、见素兄弟之名，则取自道教奉为经典而实为原始道家哲学著作的《道德经》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作者是否要在抱朴、见素兄弟二人身上寄托其接近原始道家的社会理想，遂刻意在他们的取名上与深染道教文化气息的祖父辈有所区别？抱朴、见素起初也延续着祖父辈的命运轨迹而难以自拔，但如前所述，他们最终还是走出了阴阳生克的历史轮回，这是否可以视为他们成功摆脱了笼罩洼狸镇的民间道教文化末流的势力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此一境界，是原始道家生活理想的启迪，还是获得了抱朴所谓“净问一些根本”的《天问》以及“和全世界的人一块儿想过生活的办法”的《共产党宣言》的帮助？从小说实际描写看，似乎兼而有之。无论怎样，抱朴、见素兄弟俩的命运最终已经和隋恒德、隋迎之、隋不召迥然不同，尤其抱朴的首先悟道，转变观念，“我不是恨着哪一个人，我是恨着整个的苦难、残忍——我恨有人去为自己拼抢，因为他们抢走的只能是大家的东西。这样拼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更是赵炳、赵多多所无法想象也没从理解的。隋抱朴人生观念大转变可谓“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不再是道教末流的世界观所能范围的了。 抱朴、见素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他们身上的阴阳二气得到了调和，从而产生先秦原始道家追求的“和气”、“正气”、“精气”，阴阳不得调和时各种偏激、病变、愁苦、乖戾和灾难由此被克服。王充《论衡·讲瑞》说，“仁泊则戾而少愈，勇渥则狂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西门豹急，佩苇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苇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好像就是讲抱朴和见素的秉性、体质、性格和命运的前后变化。“儒者说曰，太平之时，人民侗长。百岁左右，气和之所生也”，“圣人秉和气，故年命得正数。气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瑞物皆起和气而生”，这几段话皆出自《论衡·率性》，王充似乎把他的“和气”、“元气”、“精气”说统归于“儒者”，其实他这方面的思想更多来自道家。《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和”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第三种“气”。《韩非子·解老》将这比喻为“孔窍虚，则和气日入”。《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所“聚”之气也就是“和”，相当于稍后《吕氏春秋·尽数》“精气之集也”。差不多和庄子同时的《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精气”、“平正”之气(管子又称为“灵气”)是“稷下学派”主要观点，影响极广，屈原《远游》、《离骚》等作品中也有充分反映。《黄帝内经》则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为人”，这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庄子“人之生，气之聚也”换一种说法。总之阴阳二气调和才能“生”，否则只有“死”，这是《古船》透过抱朴、见素兄弟所阐发的核心思想。 隋不召自幼不愿承继祖业，浪迹天涯“半辈子”才回到洼狸镇，但仍然不事生产，到处闲逛，宣讲“跟郑和大叔下老洋”的传奇故事。他早年不服父亲隋恒德管辖，老来与整个洼狸镇若即若离，这行径颇似汉光武帝刘秀《与子陵书》中所谓“不召之臣”。刘秀告诉严光，“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隋不召当然不是拒绝皇帝征召的隐居之士，却算是一个不服管束的“不召之民”。他身上原始道家的精神气质超过抱朴、见素。这是作者在道教空气浓郁的洼狸镇故意安排的流淌着原始道家血脉的一个异类。但至少在小说结尾隋氏兄弟取得粉丝大厂经营承包权之前，无论年轻的隋氏兄弟还是年老的隋不召的原始道家精神都被以赵炳为核心的道教文化势力严重压迫着，难以彰显。 隋不召形象颇为诡异，似乎又并不仅仅为原始道家精神所限。他幼时神秘失踪，年过半百才回到故乡，这属于道教史和记录道流故事的唐宋传奇与笔记小说经常描写的道士成长的典型经历。隋不召也像古代那些故弄玄虚的道士们那样故意隐瞒年龄，在“胡言乱语”中一下子可以回到“公元前四八五年”，与范蠡、邹衍、秦始皇、徐福为伍。他还认定洼狸镇吹笛子的“跛四”就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所托生，而秦时方士徐福则是洼狸镇东“老徐家”的先人。作为著名粉丝产地，洼狸镇确实会令人想起徐福故乡黄县(即今龙口市)。隋不召作为“不召之民”，除了具有原始道家不尊王权的“逍遥游”精神，还沉浸在邹衍、秦始皇、徐福等道教前史想象中。他对科学“原理”的推崇，恰如他对神秘的海航技术的吹嘘，都可以视为科学与道术的混杂。其原始道家精神不得伸张，除了客观上处于道教势力强盛地域之外，不也有自身的道教元素在起作用吗？ 屈原《离骚》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冯友兰认为屈原父亲给屈原取名为“正则”，字为“灵均”，屈原又名“平”，都是根据当时楚国从中原传来的“黄老之学”而设计的“嘉名”。(25)与此相类似，《古船》中老赵家祖孙三代主要人物也都有这样的“嘉名”，它们或者与“黄老之学”有关，或者深具道教渊源。不仅如此，和屈原一样，张炜也将他根据道家和道教文化背景为人物所取的名字糅合进人物性格的刻画与作品整体的构思里面去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十四章专写张王氏奉赵炳之命，为省县两级调查组置办令人咋舌的豪华宴席。由于见素坚持不懈的“算账”，赵多多粉丝大厂的经济问题险些败露，赵炳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临危受命，让张王氏“料理酒席”，以此笼络省县两级调查组。这场戏表面上是张王氏展示其怪异的烹饪术，实际上却是赵炳施展其不动声色的纵横捭阖之惯技。但妙就妙在作者写赵炳玩弄权术在暗处，明处却是张王氏的大操大办，这也可谓“一阴一阳之为道”了，而其中关键并不在暗处的赵炳，而是在明处的张王氏。如果张王氏的“料理”失败，则赵炳纵有三头六臂，也无回天之力了。这一回，张王氏确乎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成败在此一举。 张王氏的烹饪术在她由外地嫁到洼狸镇不久教全镇人酿造神秘酱油时就已经牛刀小试过了，但直等赵炳让她取代有名的厨师老韩而为调查组“料理酒席”，才彻底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来，什么“藤上瓜”、“一窝猴”、“糊涂蛋”、“怪味汤”、“鸡生蛋”、“填鸭子”、“家菜苦”、“野菜甜”、“山海经”、“吊葫芦”——一道道异想天开的珍馐美味甚至令当时激烈抨击《古船》历史观的一位左派权威评论家也啧啧称奇：“在《古船》里，对张王氏备办晚宴的描写，是如此精细，如此不厌其详，读到这些地方，人们不禁心里要问：作者是哪里得来这些烹饪的知识的呢？难道他自己也得到名师传授，现在又来传授给我们么？”(26)这与其说是责备，倒不如说是张炜的神来之笔甚至令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为之击节称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