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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上述对中国历史进化过程的特殊认识，鲁迅在阐述小说发展史的同时还注意对其思想艺术做出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即剖析其中“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例如，讲到《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则强调“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41]；论及《金瓶梅》之后的《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则批评才子佳人故事貌似有悖“父母之命”，实则“到了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42]而落入旧套；至于清末的说部，鲁迅不仅独创“谴责小说”概念用以说明《官场现形记》等的特征，更在肯定其“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的同时，指出其“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43] 三，盐谷温则不同。鲁迅这种源于民族自我反省和国民性批判的对于小说“糟粕”部分的剖析，与其对传统小说思想艺术“精华”的阐发同在，共同构成“五四”中国一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识。这是在盐谷温的著作中所没有的。作为外国汉学家，盐谷温则更注意客观地呈现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在描述中国文学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小说之际，往往是落笔于成就和贡献以及文体发展的来龙去脉，却很少做思想政治性的价值判断。面对西方人的偏见，他甚至起而为中国辩护。例如，在《讲话》第一章论述汉语的特征时，他承认欧洲人视汉语为孤立语的观点，但批评欧洲人视汉语为野蛮之物的态度，而强调汉语“实际上是很高级而实用的文字”[44]。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儒教思想更是称赞有加，这涉及到日本近代汉学的儒教意识形态问题，我将在下一节重点讨论。 四，盐谷温著作的另一特点是从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交流关系入手，引入比较的视角来阐明中国文学的成就和特征，常常得出中国学者在本国的内部不易察觉和获得的结论。例如，讲到宋以后的传奇志怪，盐谷温明确提示出其对日本近世小说的直接影响：“这些书籍很早便传入我国，而给予浅井了意、上田秋成、龙泽马琴等小说以直接影响。尤其是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便是译自《剪灯夜话》，其中《牡丹灯记》更成为圆朝《牡丹灯笼》的蓝本。菊池三溪曾著《本朝虞初新志》，而《燕山外史》中则有一篇《燕之山蕗》的日译，《聊斋志异》亦历来多有翻刻，近年来其中数篇被翻译过来在杂志上刊载。实际上《聊斋》多为短篇，文章亦优美，可供文人的谈资，更是小说家的宝库。”[45]此外，盐谷温还谈到《水浒传》给日本俗文学发展的多重影响，以及《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46]，都显示出其“日本视角”的有效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广阔天地。与此同时，盐谷温还常常援引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读者有可能了解到日本汉学方面的各种观点。 本雅明《文学史与文学学》（1931）曾言：文学史“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这是文学史的任务。”[47]我们回顾鲁迅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卓越成就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的原因亦在于他们身处20世纪初“国民文学”的时代，能够自觉呼应历史的要求而建立起以通俗文学之小说戏曲为中心的文学史阐释架构，进而形成认识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历史的全新范式。他们学术上的历史功绩，将为后人所铭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