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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盐谷温更积极参与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及其意识形态宣传。不仅在战争状态之下提倡“汉学的复兴”，向天皇进言欲重新提高民众的汉文修养[57]，而且出任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方代表团团长出访中国（1938），完全支持并参与到日本的战时思想体制当中。1945日本战败之后，盐谷温也没有表示出对那场侵略战争的些许反省。例如，他对自己门下的“四学士”死于战争追怀不已，曾记述道：“四学士乃是大东亚战争的直接牺牲者，其死正可谓为国殉难。我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曾希望给支那哲学文学科出身的所有战死者举行慰灵仪式，结果未能实行。为此，我颇感遗憾，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三月汤岛圣堂孔子祭之日，曾于斯文会会议室集合同好，设立祭坛，略供薄祭，表达了内心的追到之意。”[58] 这里，另有一件事情需要一提。1931年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为翻译《中国小说史略》而来上海求教鲁迅，半年之后回国时鲁迅曾于12月2日赠诗送别：“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增田涉由此诗而感觉到鲁迅有意重游青年时代留学故地，或到日本疗养。于是： 我学校的后辈某君来上海旅行的时候，说起九州大学没有讲授中国文学的教师，正在找人呢，于是我就想起请鲁迅去怎样。当我与鲁迅说起我的想法后，他说若是一年左右的话可以。因此我就给盐谷温博士（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写信请他介绍斡旋。该博士与鲁迅面晤过，又通过《中国小说史略》了解到鲁迅在此方面的权威，因此我想大概没问题吧。但是，盐谷温博士却始终没有回信，计划也不了了之。这是我至今仍觉遗憾的。[59] 而鲁迅1932年4月13日致内山完造信，谈及不去日本疗养的理由：“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60]鲁迅这段说明没有提到盐谷温，大概是增田涉不曾向他提起的缘故吧。这里，反映出鲁迅在193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复杂变化、战争的危机一触即发环境下做出的理智判断。一方面要在本土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不愿意麻烦日本的友人。而“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更可见鲁迅对走向帝国主义的日本及其国内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控制之警惕。至于盐谷温的不理会增田涉的请求，恐怕也与其支持日本国家及复古之儒教捍卫者的立场有关吧，这样的思想立场自然难以认同持左翼进步倾向的鲁迅。 二战以后的盐谷温依然不改战前日本汉学家的“本色”，而面对天翻地覆的战后日本社会，他的思想立场越发趋于复古卫道，显得十分迂腐而可爱。其中，有两件事情最能反映其遗老的精神气象。一个是1950年代中期，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自台湾来日本访问，盐谷温曾全力迎接。不仅在孔德成面前行中国传统的跪拜叩头之礼，而且极力礼赞孔教对日本国体文化的功德，甚至期待漂泊台湾的孔德成能够安居日本[61]。另一个是盐谷温的临终。据其子盐谷桓1983年回忆，他的父亲到晚年则越发执著于儒教礼仪，1962年病重期间，得到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的台湾使者李建兴来访并呈上孔的亲笔信时，盐谷温在病床上行三拜九叩之礼；而临终前，则叫人拿来彩纸、守刀和在曲阜圣庙前参拜的照片置于枕旁，写下“今临终”三字而离开人世。[62]我们不怀疑盐谷温对明治以来之日本国家的忠诚，以及对儒教乃至中国文化所怀抱的真挚感情，但这显然与二战以后所重建的民主日本的社会环境相脱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