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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谷温与鲁迅最早开始书信交往是在1926年8月。该年3月，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新发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元至治（1321－1323）年间新安虞氏所刊《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这“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语）。8月，盐谷温将其中一部的私藏版“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制成影本，托去北京访书的弟子辛岛骁送给鲁迅。于是，鲁迅日记8月17日项下有：“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的记载。而在这之前的8月9日，鲁迅已通过章川岛收到盐谷温的信函（《日记》曰：“下午矛尘来并交盐谷节山信及书目一分”）。如今我们已无从知道信函和“目录”的详情，但可以确认这是两人通信的起始。直到1931年11月7日盐谷温的名字最后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期间相互往来书信及寄赠书籍的记载共9次，其内容基本上是都有关小说史文献资料的。 而两人唯一一次晤面，则是1928年2月23日，地点在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当日的日记记载：“晚往内山书店……。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毅‘骁’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留下当时会面的个人观感的文字，其前后的通信往来也限于有关小说史的学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交往礼数周到，充分显示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和尊敬。如在最初得到盐谷温的书信及目录之后，鲁迅便在一周之后的8月17日将刚刚由北新书局出版（8月12日）的《小说旧闻抄》寄赠盐谷温；与辛岛骁见面得到盐谷温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后，鲁迅则于8月26日寄出答谢信；1929年2月21日，盐谷温通过内山书店转寄来宣德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的新近影印本（《鲁迅日记》误记为“正德本”），鲁迅则于3月6日寄出答谢信；1931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出版，15日李小峰送来样书20本，鲁迅即刻于17日寄赠盐谷温3本。据悉，此赠本扉页上有“敬呈/节山先生教正/鲁迅/九月十七日”字样[14]。 鲁迅与盐谷温的直接交往始于1926年8月，这似乎另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散布鲁迅《史略》抄袭盐谷温《讲话》小说部分的谣言，鲁迅则于2月8日刊出《不是信》一文予以反驳：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功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史实为“蓝本”。[15] 鲁迅的反驳有理有据且态度诚恳，而在1931年北新书局修订版中则于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等处明确标出了源自盐谷温的材料出处。实际上如前所述，早在1927年君左译出《讲话》小说部分而公布于世的时候，陈源的诬陷便已不攻自破。那么，盐谷温是否对这桩“抄袭事件”有所知晓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还无从判断。但总之，他在与鲁迅通信之前便接触到《史略》，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曾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印行；1925年又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而在日本1926年7月便有盐谷温的高足仓石武四郎于《支那学》杂志第4卷第1号以“卧云”笔名发表了相关的书评。由此，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推测：在此之前该书就可能通过京都的汇文堂或东京的文求堂输入到日本，而盐谷温则最早获得此书并肯定了其价值[16]。就是说，不管盐谷温是否知晓与自己有关联的陈源对于鲁迅的诬陷，作为从“国民文学”立场出发而开创了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新局面的日本学者，他对鲁迅的认可和尊敬自然非同一般。它不仅再次证明了陈源的造谣乃是诬陷不实之词，且显示了鲁迅小说史研究独自的学术价值而被外国同行所承认[17]。实际上，《中国小说史略》在日本还有一段中国人很少知晓的翻译传播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