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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日之间有关元曲及明代以降的通俗文学研究为例，王国维的存在便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宋元戏曲史》的单行本虽出版于1915年（商务印书馆），但王国维的元曲研究早在1907年便已开始，1911年至1916年寓居京都期间，更与日本汉学家多有交流，甚至对京都学派产生巨大影响。[2] 我们先来看同时代的读者傅斯年，在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章中，是如何敏锐地道出了此类全新的文学专史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这便是，发现和书写历史上的“新文学”即“国民文学”或曰“俗文学”，以呼唤时代文学的发展；同时参照中外文学的历史，根据文学史自身的“体制”撰写“科学的文学史”。傅斯年说：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有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3] 傅斯年所言《宋元戏曲史》之划时代意义，正道出了20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而要求科学的国民文学史之出现的时代趋势。而在历史主义之科学态度和建构国民文学史这一全新的意识上，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家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学者们达到了一致的契合。他寓居京都期间与日本同行的多方面交流，则象征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建构中国现代“科学的文学史”之壮丽的景观。例如，盐谷温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4]第5章讲到戏曲研究时，就提到日本学者着其先鞭而开创研究俗文学（国民文学）的新时代，中国学者王国维则出手不凡而给日本以重大影响的事实。 词至南宋而极盛一时，遂转而为元曲，于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灿烂光芒。世上之文学史家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赞此四者为足以代表时代之所谓“Epoch－making”的大文学。然我国历来虽于汉文和唐诗研究上十分盛行，至宋词元曲研究却付等闲。作为我国之词曲研究者则前有田能村竹田、后仅有先师森槐南博士。……至近年，则中国本国亦曲学勃兴，曲话及杂剧传奇类的刊行不在少数，而吾师长沙叶德辉先生及海宁王国维君则为斯界之泰斗。尤其王氏有《戏曲考原》《曲录》《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之著作。王氏游寓京都以来，我国学界大受其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始以至久保田髓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及亡友金井君，均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研究发表卓见，或竟先鞭于名曲之翻译介绍，而呈万马奔腾之盛况。此前，明治三十年笹川临风学士刊行《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在先，后有幸田露伴博士之《元曲选》解说及森川竹磎学士之《词律大成》二十卷，皆为煞费苦心之作。近又有今关天彭氏著《支那戏曲集》。[5] 据此，我们足以肯定地指出：20世纪最初20年间乃是中日学者在“国民文学”的崭新观念下共同建构全新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各种文类专史）编撰体制的时代。其中，思想方法上的相互切磋彼此学习和文献资料上的互通有无彼此参照，这样一种学术交流的时代盛况值得我们记忆。同时，在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确立过程并思考其思想史意义的时候，或者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之际，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应该是我们思考的基点。 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桩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公案，自1926年初事件发生以来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议论纷纷。但在我看来，当年与《语丝》派交恶的陈源教授仅凭道听途说而对鲁迅的诬陷，早在1927年6月君左译出盐谷《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部分并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以及孙俍工的全译本于1929年出版之后，已经不攻自破。新世纪以来，虽依然有人借此话题攻击鲁迅，但也出现了一些从学术史和翻译传播的视角做脚踏实地之研究的论文。前者如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察》[6]，后者如牟利锋《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是可贵而有益的学术努力。尤其是鲍文，不仅依据新史料进一步梳理“抄袭”谣言的生成过程与复杂背景，且着力论证了两者在“概论”重文体和“史略”讲变迁的文学史编撰体式上的同异，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注意到，即使是鲍国华的论文也仍然没有摆脱只强调“日本影响中国”的单线思维[7]，在论述鲁迅《史略》盐谷温《概论》之文学史体制上的不同时，并没有结合“民国文学”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他们如何共同颠覆了以诗文为正宗而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文学观弊端。 鉴于此，我不再纠缠于“抄袭”公案的细节本身，而将从“国民文学”时代中日学者共建全新之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大视野出发，重点讨论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在确认他们的著作分别于对方国家得到传播而产生影响的情况之际，尤其注意考察《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以立体地呈现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况。与此同时，我还将全面介绍盐谷温作为20世纪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包括其政治立场上的复古之儒教意识形态与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阐明1930年代之后鲁迅何以不再与盐谷温交往并对其有所批评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这样一种既看重其学术上的交往关系又不忘其背后之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日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乃至两国关系史，乃是非常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