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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鲁迅与日本战前的中国文学研究 户川芳郎的《汉学支那学的沿革及其问题》一文，在深刻反省战前日本中国学追随儒教国家意识形态而造成的诸种政治问题的同时，也从学术传承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京都支那学派的成就和贡献： 这样，京都支那学由狩野直喜等肇始，在培育出从小岛佑马、青木正儿、武内义雄到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等众多研究者的同时，也孕育了阿藤伯海、小林太一郎等风雅之士。在此，我只能象征性地简要介绍如下：小岛继承了其师的法国社会学方法，他的研究具有宗教社会学的倾向，而一向致力于对中国精神文化诸现象的阐发；青木尊崇实证与独创，有力发展了其师的中国戏曲研究，并对中国艺术的整体尤其是绘画音乐加以考察；武内同时接受了内藤湖南的影响而将文献批判的方法适用于先秦各种典籍，试图与津田左右吉一起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总之，他们在奠定了至今通用的方法论基础这一点上，与民国时代的中国学术相互竞争拮抗，而成就了足以供学术界共享的成果。[63]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各章后面所附“参考书”中，曾列出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铃木虎雄《支那文学研究》等。可见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日本学者的著作多有倚重。而在他的藏书中也可以见到京都学派乃至东京的汉学家们的各种著作，例如，狩野直喜《支那学文薮》（1927）、内藤湖南《支那学丛考》（1928）《读史丛录》（1929）、武内义雄《老子原始》（1926）、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1925）《赋史大要》（1936）、青木正儿《支那文艺论薮》（1927）《支那近世戏曲史》（1930）《支那文学概说》（1935）、金关天彭《近代支那的学艺》（1931）、内田泉之助等编《支那文学史纲要》（1932）、宫原民平《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1925），等等。 其中，宫原民平的《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出版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据辛岛骁回忆，当时被认为有关小说的部分“依据”了鲁迅的《史略》，却在“序文”中不曾提及。当辛岛骁1926年第一次会面鲁迅的时候曾代为“告罪”，鲁迅的反应却很特别，不仅“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好像受到损害的态度”，反而说“自己的东西还有着许多缺点，竟被加以利用，对此感到抱歉”。辛岛骁将此理解为“鲁迅式的谦虚心情的淳朴表现”[64]。而如果换一个视角来思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此事与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的谣言一起视为一个有意味的象征：中日两国学者在20世纪前期的“国民文学”时代里，相互借鉴彼此学习而共同建构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体制和阐释架构呢。 至于上述这些著作如何与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起成为鲁迅研究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参考，怎样与鲁迅的杰出成就一起共同构建起20世纪初东亚的中国文学史阐释架构而成为“足以供学术界共享的成果”，则是一个更有丰富的学术史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希望未来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和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