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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说结尾均有一抹亮色 中国古代戏曲多以喜剧收场，普罗普研究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大都在“婚礼”的钟声中结束，弗莱如此归纳传奇故事的普遍规律： 大多数传奇故事结局圆满：它自身份脱离开端，以身份恢复结局。即使是那些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也往往流露出这样的痕迹：开头有明显的下沉，结尾又有反弹。这意味着大多数传奇显示出了一种循环的推进；先是沉入到夜的世界，然后又回归到田园的世界，或者通向田园世界的某种象征，如结婚。[4](P59) 我们的四大传说由于有神奇因素，也在弗莱所说的“传奇故事”之列，但它们都不是以“回归”和“恢复”告终，因而在世界文学中属于异数。 不过如前所述，四大传说中虽然没有大团圆式的结局，留给人的印象却不是一味悲苦，故事背景到最后都会出现一抹亮色。白蛇传说中，白素贞虽然被镇于佛塔之下，但“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的谶语暗示了她总有复出的一天；梁祝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死去，但他们的精灵至少还能在一起同飞共舞；牛郎织女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被银河分隔，但毕竟还有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孟姜女传说虽然以女主人公投海为结局，但按鲁迅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0](P192-193)，故事中“有价值的东西”固然被毁灭，造成这种毁灭的长城也被崩倒。似此四大传说结尾都提供了情绪的宣泄口，它们就像隧道尽头的一线光明，作用在于驱除听故事者心头的郁结。这种处理似在告诉人们，镇压带来反抗，隔断呼唤跨越，禁锢不可能长久得逞，自由的愿望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获得满足或释放。与廉价的大团圆收场相比，“镇塔”、“化蝶”、“崩城”与“变星”的结局更能产生曲终奏雅的效果，这也是四大传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悲剧的长处在于深入人心，又会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那些懂得讲故事奥秘的人，常常在悲剧中羼入一丝喜剧的色调，以免形成过于压抑的气氛。《红楼梦》中贾府的下场无疑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故事的未来若真是如此毫无悬念，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会一直紧皱眉头，因此小说中又预设了“兰桂齐芳”这一影影绰绰看不分明的远景。把某种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就要在作品中实现的未来放在“故事外”，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叙事策略，即便是在遨游虚构世界的精神旅行中，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憧憬道路尽头能有令人惊喜的风景。一个故事是悲是喜其实取决于观察角度，四大传说既是受苦受难的故事，也是冲破牢笼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双双死去，但这出悲剧并不让人太过伤感，因为两人的爱情烈焰融解了双方家族的世代仇恨，这种情况就像崩倒长城一样给人一丝胜利的喜悦。传奇故事中的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爱的战胜”，没有希望与光明。 (四)人物身份对应士农工商 四大传说的男主人公皆为普通人，封建社会将平民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⑥，有意思的是，梁山伯为读书人，牛郎为农夫，万喜良为役夫，许仙为药店学徒，他们的身份恰好与“四民”分别对应。 这种对应似非完全出于偶然，四大传说作为一个有机的故事序列，其筛选机制应当带有分殊与“间性”的要求，不然难以解释为何单单是这四个故事被挑选出来，更无法说明为何它们能契合得如此亲密无“间”。中国是文明古国，儒家文化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四大传说中自然需要一个关于读书人的故事；中国又是农业大国，稼穑为立国之本，没有农民的故事对四大传说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还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帝国，修建长城之类的工程需要从各地征调大量役夫，这一庞大的流动人群势必又会推出自己生离死别的故事；“商”在重农轻商的古代被列为“四民”之末，但无“商”不成“市”，城市生活也有权在四大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按先来后到排序，白蛇传说在四大传说中也应“叨陪末座”，但这个故事在今天的“重述率”比其他故事要高得多，究其原因，应当说与其对应的城市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 有了这样的“分工”，故事讲述中就有了乡村、道路和城市，有了书堂、店铺和寺庙，有了边关、山川与大海。四大传说从内容上说并不复杂，故事线索也很简单，但其牵涉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上场人物来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其中还不乏“天地君亲师”方面的代表。就地理空间而言，四大传说涉及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孟姜女不远万里从秦国走到海边，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于教育昌明的中原，牛郎织女故事中的洗浴和窃衣带有楚地民俗色彩，白素贞与许仙邂逅于美丽的西子湖畔。白蛇传说虽然起源于域外，但西湖和中药等因素已经使这个故事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其他三个传说中也有像中药这样的“国粹”，如梁祝传说中的书堂，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男耕女织以及孟姜女传说中的万里长城等，这些来自“士农工商”的标志性事物，赋予四大传说鲜明的中国叙事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