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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说与社会时尚 前揭丁日昌“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云“《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杨懋建《梦华琐簿》记陈森《品花宝鉴》云“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36)；昭梿《啸亭续录》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37)这些记载，均反映了小说在清代社会的风行。《红楼梦》出世，更是风靡一时。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38)苏州吴云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从心录》题词云：“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39)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更明确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个小说阅读现象：《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屐少年以不知此书者为不韵”(40)。以读《红楼梦》为时尚，以不知此书者为失风雅，恰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变革。 小说之影响江南社会，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渗透与潜移默化，以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并进而危及专制统治政权。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的禁毁令中说明了禁毁小说的原因：“《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41)丁日昌强调了四点内容：其一，小说之类，流传甚广，影响面很大；其二，此等书内容上叙写绿林豪侠、男女恋情，诲淫诲盗；其三，此等书导引了风俗人心的变易；其四，当下社会动荡不安、兵戈扰攘，与此等书之潜移默化，影响风俗人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小说禁毁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呈请，禁毁“淫书”116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员仿效江苏，在省城收买、销毁“淫词小说”120种；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淫词小说”122种；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彭年禁毁“淫词小说”112种(42)，均在江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小说在江南最盛，及其对江南社会产生的影响最烈。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中说：“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即以吾华旧俗论，余向谓自《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多；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终成铁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党之争，牵动国政，及于外交，其始举国骚然，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国家，可不慎哉！”(43)所论未免张皇其辞，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时代，通俗小说、戏曲演出，以及曲艺表演等，其对于社会的启蒙影响力量绝对不可以低估。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义与君臣伦理相左，小说内容中与封建专制及伦理道德违背的内容，有着大众民主启蒙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显得更为开放自由，与其大众文化(特别是小说文化)的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