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中心。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说：“吴中缠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⑥这是在闹市处摆设书摊，贩卖大众通俗读物。胡应麟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⑦此乃据时节变化，在热闹处设摊，以便读者。江南书贾不仅生产小说售卖，还从外地书商手中换取未刊之书销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告谕中说：“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买，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⑧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小说抄本在江南的流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在江南受欢迎的程度。成化年间昆山叶盛《水东日记》中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骏妇女，尤所酷好。”⑨江南小说抄本的存在由来已久。据钱希言说：“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价五十金。”⑩此重价所购之《金统残唐记》善本，必然也是江南书肆中抄本。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评说：(《三国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如此“争相誊录”，抄本流传，自然包括了序作者生活的江南地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也集中于江南文人圈(或当时身在江南的文人)，如华亭徐阶、董其昌，浙江鄞县屠本畯、薛冈，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远，苏州冯梦龙，以及在江南任职的袁宏道、谢肇淛、马仲良等，都参与了《金瓶梅》的抄本传播。吴敬梓死后十余年，其友人程晋芳撰《文木先生传》云：“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士争传之。”《儒林外史》早期抄本流传阶段，吴敬梓生前所在地南京及其周围，是主要的区域；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以黄小田为先驱，张文虎为中心，还曾经形成了一个研读《儒林外史》的“沙龙”(11)。这都是小说抄本流传江南的记载。 清人郑光祖《销书可慨》中说：“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馀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12)由此图书销售排行，亦可见出当时畅销书之一斑。清刊《功过格》中说：“江南有书贾稽留者，积本三十金，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人多劝止之，不听，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13)此条内容又见《文昌帝君天戒录莲池大师注》中，均印证了郑光祖的说法，反映了小说在彼时彼地之畅销。清李必恒《滥刻》云：“纷纭逮百家，媟亵至稗官，奸贾竞牟利，各各争雕镌。此事江南盛，此风吴会繁，薰莸谁能判，梨枣亦何冤，真堪剡溪吊，翻思瀛秦燔。”(14)清陆文衡《鉴戒》中说：“吴门有惯造小说者，无影之事，平空构撰，务极淫秽，无非迷惑狂徒，争先购买，为取利计，而实伤风败化之尤也。”(15)晚清丁日昌《札饬禁毁淫词小说》“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称：“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又其《山阳县禀遵饬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言收缴此等图书及书板，“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16)。这些记载，都说明小说在江南社会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江南小说文化的繁荣景象。 江南小说消费中心的形成，与明代中期以后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消费能力的提升，商业化的加剧，大众娱乐休闲文化思潮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