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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理宗本《文选》刊刻时间的几点疑问 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此本为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⑤，理宗应指宋理宗赵昀，1224年至1264年在位。关于理宗本，历代目录、藏书志中记载较少，目前仅发现阮元在《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中有一段记载：“元幼为文选学，而壮未能精熟其理，然讹文脱字，时时校及之。昔但得元张伯颜、明晋府诸本，即以为秘册。嘉庆丁卯，始从昭文吴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为无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月辛丑无锡尤延之在贵池学宫所刻，世谓之淳熙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间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间止，卷二八叶及卷九十九叶书口并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记可见。”⑥又云“惜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补入，虽非完书，实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则句容笪氏、泰兴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吴氏。”⑦据阮元介绍可知，其所藏并非尤袤本，而是理宗年间的一个递修本。但阮云所藏之本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又非一本。首先，台湾藏本卷二八叶版心处仅有“壬戌重刊”，而无“景定”字样；卷九十九叶版心模糊特甚，无法辨认，然据对整部台湾藏本的检核，未见用年号记录重刊时间者。第二，台湾藏本卷四十一、四十二并不缺册。第三，台湾藏本中也未检得明代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清代句容笪氏、泰兴季氏、昭文吴氏之印章。 既然并非一本，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何断定其为理宗间递修本呢?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电脑上检索此本信息时发现，他们标注此本修补版之版心为：“丙午(淳熙十三年1186)、丁未(淳熙十四年)、戊申(淳熙十五年)、壬子(绍熙三年1192)、乙卯(庆元元年1195)、乙丑(开禧元年1205)、丙寅(开禧二年1206)、壬戌(景定三年)重刊等字样。”据此可知，其判定此本为理宗本当与“壬戌(景定三年)重刊”有密切关系，景定即为理宗年号，三年即指1262年。 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修补版之版心记载，又存两点疑问：首先，括号中的年代，如淳熙、绍熙、庆元、开禧、景定，不知确在版心看见，还是相关学者、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判断与考察后来加入?其次，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记修补版心年代看，从“丙午”至“壬戌”，是有意识地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丙午(淳熙十三年)是1186，壬子(绍熙三年)是1192，乙卯(庆元元年)是1195，乙丑(开禧元年)是1205，时间跨度较小，年代接近，然最后直接从丙寅(开禧二年)1206跨越至壬戌(景定三年)1262，时间间隔了一个甲子，是否符合递修的实际情况? 据笔者寓目所见，此本中的重刊页并用干支记录，有丁未重刊、戊申重刊、壬子重刊、乙卯重刊、辛酉重刊、辛巳重刊、乙丑重刊、丙寅重刊、壬戌重刊，其中以壬戌重刊最多，并未发现以年号记录重刊者。但因此本为珍贵文物，笔者仅能看其微卷，并未见到原物，又加之此本模糊情况较重，以及在台湾查阅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过目等原因，故而存在遗漏亦有可能。但仅就笔者所见内容，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有出入，如“辛酉”“辛巳”重刊便不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不知为何遗漏。不仅重刊时间如此，刻工姓名亦如此。如，戊申重刊之刻工，笔者所见有王明，然台北“故宫博物院”“戊申”下仅记曹佾一人；壬子重刊之刻工有唐彬、刘用、盛彦，台北“故宫博物院”“壬子”下仅记王才、刘唐中二人；乙卯重刊之刻工有王辰，台北“故宫博物院”“乙卯”下未记此人等等。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检核时并不全面或仔细。其实，判断此本年代最关键的内容是“壬戌重刊”。“壬戌重刊”虽然数量最多，但绝大部分的刻工部分都模糊特甚，难以辨认，可清晰辨识者仅徐升一人。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徐升刊刻过南宋初期杭州刊《广韵》五卷、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刊《事类赋注》三十卷⑧。据此推测，景定壬戌(1262)徐升不应还在刊刻。台博“壬戌”下记刻工有：王明、王辰、王元寿、夏义、大全、仲甫、熊才、立全、迈、曹。据《古籍刻工名录》⑨记载，王明刊刻过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文选》，景定壬午(1262)时不可能还在刊刻；又记其在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刊秋浦郡斋《晋书》，故此“壬戌”当为嘉泰壬戌(1202)的可能性更大。王辰、王元寿、夏义，亦参加过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秋浦郡斋刊《晋书》。他们于景定三年仍在刊刻的可能性亦极小。仲甫，据《古籍刻工名录》记宋刊元修本《宋文鉴》补刊部分刊工有仲甫，亦有夏义。此处并未说明元朝何时递修，然元朝于1271年始建，距离1204年夏义刊刻《晋书》已有67年，假设夏义于15岁时参加刊刻，元朝时亦已八十余岁，不当仍在刊刻。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有两个夏义。二、所谓的元修本是指最晚的修补时间在元代，而非所有修补并在元朝，在宋代应该已经修补过，故仲甫、夏义虽并在补刊刻工中，亦不能说明是元代人，有可能是南宋时人。若夏义仅指一人，则结合其刊刻《晋书》的材料可知，他不应在景定三年还在刊刻；而仲甫很有可能亦与他是同时期之人。其余刻工或未见于记载或因单字无法确认所指究系何人，故不能作为判断版本年代可靠证据。 除刻工信息之外，避讳亦是判断刊刻时间的重要因素。理宗本《文选》中世、玄、弘、桓、敬、贞、完、構、徵、殷、朗、慎、匡、敦等字避讳，然避讳不严格。其中敦字，尤袤本不避讳。考“敦”字当为宋光宗赵惇讳。缺末笔的敦字所在页为昌彦壬子重刊，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昌彦曾刊刻过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刊，淳熙八年耿秉补刊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⑩，故“壬子”当为宋光宗赵惇绍熙三年(1192)，说明此本确在光宗时期递修过。光宗之后为宋宁宗赵扩，应避“扩”字，又避嫌名“旷”，据陈垣《史讳举例》可知，“廓郭鞹鞟等十七字”亦需避讳(11)。然并未发现相关避讳。宁宗后是宋理宗赵昀，应避“昀”字，又避嫌名“筠”，“匀昀驯巡等七字”亦需避讳(12)。检理宗本《文选》，发现卷十七第三页为“壬戌重刊”，刻工姓名模糊不清，其中“驯”字不避讳。其他字未发现缺笔。 结合刻工与避讳，很难判定此本为理宗间递修本，为理宗之前递修的可能性较大。但为叙述方便，暂仍以理宗本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