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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刚:革命谱系中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李宗刚 参加讨论

    三 散文家影像的凸显
    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散文家影像。然而,很多人没有看到,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之所以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得到了扩放,恰好来自他的政治影像的支撑。
    朱自清去世之后,在其“文人”影像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阐释之后,他作为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进步人士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便确保了他的散文在新中国有了传播的“合法性”。朱自清的散文固然以其自身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而具有被无限阐释和记忆的空间,但是,如果没有被纳入到新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那么,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趣的散文家。毕竟,朱自清所创造出来的散文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温情的文学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学世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并没有获得推崇。在更多的时候,这样的文学世界是被看作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世界,是受主流意识形态拒斥的。但是,朱自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则使他具备了某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反对美国和蒋介石政权的色彩。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讲,既然朱自清拒绝和那个“反动”阵营为伍,那自然就成为革命的阵营中的一员,如此,朱自清便受到了特别礼遇和推崇。
    如果说朱自清的政治影像为其散文获文学史叙述的特别青睐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朱自清散文书写的个人化情感则使其散文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训,具有了普泛的存在价值,自然也就为散文传播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与传播的空间。由于散文是基于形象建构以传达思想和感情的文学样式,它与那种依靠概念判断来进行逻辑推理的学理性文章相比,形象承载思想和感情的容量要大得多。尤其是朱自清的散文,有着“温柔敦厚”的特质,这种特质对那些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读者来说,自然会“无字不香”。如在《背影》一文中,读者解读出来的父亲形象,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没有阶级的标签。读者既看不到其父亲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更看不到其父亲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身份。朱自清所塑造的父亲形象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父亲形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严父”形象,一个在新旧文化转型过程中性格居于裂变的“慈父”形象。这样的慈父形象,对向来重视亲情的中国读者来说,很容易引发他们既有记忆中那份温馨的情愫,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至于《绿》《荷塘月色》等写景散文,更是以华美的语言征服了读者,使人们流连忘返于其营构的诗情画意之中,这也标示了白话文书写所可能企及的美学新高度。朱自清与俞平伯游秦淮河时所写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所抒发的情感本来同属于一个“阶级”范畴,但缘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的支撑,这样的散文最终免于被讨伐。这表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对其在新中国的散文家影像的建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潜在作用。
    朱自清的影像并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家,他还是一个学者,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朱自清的学者影像之所以为散文家影像所取代,其原因恰恰来自于散文这种文体本身。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本身就具有老少咸宜的大众化特点,这无疑为朱自清散文的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朱自清的散文由于使用了精炼而优美的白话,便于那些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接受。与此相反,理论性文章缘于其学理的深奥性、专业性,不易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从传播的受众来看,这种学理性文章自然属于“曲高和寡”,与“老少咸宜”的散文有着显著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导编写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入了朱自清的大量散文。朱自清的散文由此成为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这又反过来促成了朱自清散文的传播。与此相反,由于其时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且学术研究本身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这使得学者朱自清的影像随之代际传承,其学术的光芒日渐逊色。随着新中国成立,俞平伯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被批判,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已经不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即便是其中的某些研究成果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但就学术研究本身来说,缘于学术研究的理论性和时代性,其中的一些结论也已经不那么特别新鲜。这样一来,作为学者,朱自清的影像便不再像当初那样显赫耀眼了。这恰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李杜文章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学问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代际累积和代谢的过程,一些人孜孜以求的学术,随着后人经验的积累,已经从当初的“学术前沿”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这种情形,如果进一步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不独朱自清一人的学术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中国100多年的学术演进历程中,那些建构了诸多理论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且不说“万古传”了,单就“百年传”也已经很难了;相反,一些建构起了文学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即使在“百年”之后,还依然拥有很多的读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有着极大的关联,又与我们的学者缺少西方理论大家那种高屋建瓴、追根溯源的理论建构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得到有效传播,还深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在大学课堂中,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受制于其所接受了怎样的文学史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生转化为大中小学的文学教师之后的文学教育思想。无可讳认,在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都得到了文学史书写者的高度推崇,这既对其散文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其散文的有效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书写者掌握着一定的文学话语权,在其书写文学史时,哪些作家进入文学史,哪些作家被拒斥在文学史大门之外,哪些作家占有怎样的篇幅,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文学史作为文学历史记忆的重要呈现方式,其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作为大学教材的文学史,更是如此。那些进入文学史的作家通过大学课堂,获得了和当下青年学生对话的历史平台,并在对话中获得了文学生命的传承和延续;而那些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则失却了与现实对话的机缘,自然也就失却了影响学生的文化心理建构的平台,天长日久,且不说经典化,即便是能够被人们知晓也已经很难了。因此,朱自清及其散文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阻隔,才能直抵当下,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反,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则没有像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样,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恐怕也正是学者朱自清为什么没有像文学家朱自清那样,以如此显赫的声誉,进入到文学教育链条之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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