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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关键词：朱自清；政治影像；散文家影像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项目号：10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①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一 “签名”与“死亡” 朱自清从求学于清华大学，到执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再到执教于清华大学，不仅投身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和学校管理，属于典型的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朱自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教育中却获得了着力的凸显，尤其是他的散文家影像获得了特别凸显。较之冰心、俞平伯等同时代的散文家，较之徐志摩等同时代的诗人，他的散文书写中那些本来隶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个人化情感，并没有被人们刻意地放大，更没有被人们边缘化，相反，却得到了深受体制规范制约的文学教育的青睐。究其根源，完全来自毛泽东赋予朱自清以特别的政治影像。朱自清的这种特别的政治影像，使得他这个本来隶属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谱系中获得了存在的位置和价值，自然，这也使得他在文学教育中获得了特别的礼遇。 朱自清身后留给文学家和政治家最为深刻的影像是“签名”和“死亡”。“签名”一事是由当时民盟的活跃人物吴晗操办的。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是1948年发生的事情。那时，物资贫乏，经济困难，国民党针对美国的“援助”计划，给高等知识分子发放“配购证”。吴晗便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口号起草了一份拒领“救济粮”的声明，来到朱自清家动员他签字。吴晗后来回忆说：“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1]朱自清签名的直接结果是给其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就其签名的直接动因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是朱自清签名的内在动因，而朱自清之所以产生了这种内在动因，又根植于他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个人的责任”；至于发起人吴晗在“签名”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之间，还糅合进了“反对国民党”的因子，则是“进步人士”的一种斗争策略。然而，这种斗争策略相对于朱自清来说，则考虑甚少——毕竟，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即便再“反对国民党”，也不可能像那些革命者一样，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不管朱自清和吴晗在签名问题上的内在动机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朱自清那里，知识分子的那种一诺千金的仁人志士风范，依然被他看得高于一切。当朱自清去世后，他给后人留下的“背影”，既有知识分子外在体型上的“骨瘦如柴”，又有内在精神上的“铮铮铁骨”。显然，这样的一个“背影”，对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的言说者来讲，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然而，朱自清的“签名”以及嗣后接踵而至的“死亡”，使得有些人在朱自清的“死亡”与“签名”之间划上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等号。这种情形，随着毛泽东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广为流传而影响极大，人们逐渐把毛泽东在“修辞手法”上使用的“宁愿饿死”，误解为“饿死”，以至于有些人还专门写文章，认为朱自清并非“饿死”②。那么，在朱自清的死亡和签名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根据朱自清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死亡的直接诱因应是胃病，这在朱自清日记中已经有明晰的记录。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2]1031942年1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2]213如此病状，正是胃病造成的。这种情形，到了朱自清生命的后期，表现尤甚。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2]487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对于“签字”造成的后果，朱自清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2]5116月22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体重四十一点四公斤……应努力超过五十公斤的标准体重。”[2]5127月5日，他又记下这样一件事：“我应吃流食一个月，但晚上抑制不住吃了个包子。”7月14日，他又写道：“决心把明天作为新生命的开始日，身体至关重要。”[2]515然而，终究难遂人意，朱自清的胃病日渐加重。正如他的夫人陈竹隐在回忆中所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3]21-22朱自清的儿子朱闰也说，朱自清“身体就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4]73。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进入了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5]4712日，朱自清彻底掩上了生命的帷幕，完成了自我人生最后影像的雕琢。 朱自清的死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代熟识他的人在有关文字中多有记载。如吴晗有过这样的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1]其实，早在1945年夏天，47岁的朱自清已经显出老态。吴组缃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印象：“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5]47固然，吴组缃的这种描写，因为是在朱自清去世之后撰写的，带有某种“以果推因”的成分。但是，不管怎样，客观来说，朱自清的胃病一直恶化是其死亡的直接诱因，至于“签名”一事则仅仅具有雪上加霜之作用。对此，有人进行了这样的归因：“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5]45-46。显然，这结论是相对公允的，至于其把朱自清的“胃病”看作是“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则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了。 总的看来，朱自清的疾病及其签名，使得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意蕴。毕竟，疾病是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成”的，而带病参与签名，则使得身在体制内的朱自清具有了某种反“体制”的色彩。这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便使其“影像”具有了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丰富意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