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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篇小说现状：有高原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茅奖是否就应秉持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 陈众议：茅奖的评奖原则或标准，用作家协会的官方语言来说，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内容之丰富显而易见。但这势必影响可操作性。诺奖一两句短语都被不断拉伸、延宕，罔论兹事体大。至于你说的现实主义观，其实也早被加洛蒂无边化了。当然，话说回来，就像好人坏人这样漫无边际的概念，每个人心里都还是有起码的度量衡的。这些度量衡的交叉部分也便成就了共识。大到民族认同，小至乡情家风，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心照不宣罢了。因此，我想你说的现实主义指19世纪或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即直面现实，而且有立场、有观点的那种。至于如何表现，则是另一个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透过茅奖，如何看待中国长篇小说的现状？是否赞成“文学要给人一种温暖的力量”这样的说法？ 陆建德：我们一些小说让人看到一种人性的贫乏，既不滋养人心，也不感动人。对于文学作品，我觉得要看它描写的东西，是不是值得全社会深深地关注，然后它是怎么样激起我们心底的回响，或是呈现出灵魂的挣扎，给予我们深深的启迪。现在有些小说，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在我看来，中国作家笔下描写的这个社会不可爱、很粗糙，没有发掘出让我们心里震动或是滋润的一些东西，里面的人物猥琐，包括某些获奖小说。有些作家忘情地描写世界的荒谬、世界的疯狂，其实不管有多少拜金的追求，仅仅这么呈现是不够的，因为毕竟不是大多数人都投入到这个狂潮里。中国作家不大会描写具有持久力量的人。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文学中缺少诚与爱。我们的作品多是恶狠狠的、变态的，平凡生活中的善良不多见。如《黄雀记》，就是一个你捆我、我捆你的狠毒的故事。 陈众议：文学是“无用之用”，但正因此，文学的作用又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兴、观、群、怨”，“熏、浸、刺、提”，“陶、熔、诱、掖”，都是文学的作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更是文学（当然还有艺术）无与伦比的妙处。总体上我赞成文学给人以温暖、以信心、以理想的观点。不过，文学（譬如悲剧）那种直击险恶人心、不堪现实、悲催命运的凉水浇背、入骨三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你要出于善意，而非哗众取宠。 总的说来，有高原少高峰依然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随着文学市场化，尤其是文学市场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我国长篇小说创作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方面例证多多，譬如像《小时代》这样的作品，其消费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审美令人疑惑；至于那些刻意虚无民族历史、否定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则更让人怀疑其用心了。我姑且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针对中国的那番话作为结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其变质……成为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陆建德：希望我们的文学积极一点，最好是对生活的一种提升。你看百老汇的音乐剧和好莱坞的电影都挺“主旋律”的，我们在这方面不仅不如美国，甚至不如日韩。日本最近有个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演员身上很有正气。希望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多用点力量，多发掘些新作家。描写的人物不一定都要是大人物，作品也不一定要卖得最好。我期待的作品，它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一种温暖的力量——那种跨越文化、地域和时间的温暖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