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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持人：陈教授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逻辑前提的三点质疑确实是不容回避的。我想，程教授也会认同虚构等文学手段并不是自唐代小说才开始出现的。因此，问题可能还与对虚构等方式的实际运用所达到的程度有关，请问程教授是怎样具体看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表现或水平呢？ 程国赋：唐人传奇取得了卓越成就，只有“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才与其卓越成就相称。 第一，在对待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代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六朝作家对鬼神怪异往往信以为真，因此在小说中采取“实录”法记载鬼神之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曾经公开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唐人虽然相信鬼神之事者甚多，但是对鬼神之事普遍表示怀疑。六朝作家从信实的角度描写鬼怪，往往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唐人对鬼神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在小说中记载神鬼怪异，并非把它们当成真人真事，而是假托鬼物，以增强小说情节的曲折性。《任氏传》作者沈既济自称“志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说“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他们明知狐女与世人结合、淳于棼梦入蚁穴的事情是怪异离奇的，却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描写，这些做法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自觉性。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情节的处理上，唐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做到了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唐代小说作家并没有建立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小说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第二，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古典诗文自《诗经》开始，便建立了“寄托”的传统。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起初阶段，这种“寄托”的特点不太明显，到了唐代小说才充分体现出来，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曾经指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特点，《任氏传》《李娃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等唐代小说作品都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时代背景。《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异闻集·韦安道》等更是具有明显的创作动机。这些小说构筑人狐相恋、人仙相恋、人猿结合、梦入蚁穴、弱女报仇等等离奇怪异的情节，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由此可见，唐代小说作家在注重情节传奇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情节的现实性。 第三，唐代小说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史传作品“实录”的方法要求做到事件真实、用词凝练、语气平缓，这样必然限制了作品艺术的发挥；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实录”的束缚，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赵彦卫《云麓漫钞》曾对唐人小说的“诗笔”加以称赞，所谓“诗笔”，主要指作品的抒情性。唐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如《霍小玉传》成功塑造小玉美丽而痴情的形象，《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柳氏传》中的柳氏、《无双传》中的刘无双、《云溪友议·韦皋》中的玉箫女等女性形象也像霍小玉一样多情、善良，感人至深。唐人小说作家津津乐道于情节之“奇”，往往在情节的跌宕起伏、情感的剧烈冲突之中塑造人物形象，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这是不少史传作品无法与之比拟的。 唐人小说作家还注重细节描写和场面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作品的细节描写，《任氏传》有个细节，郑生知道任氏是狐精后，并没有嫌弃她，一天遇到任氏，“郑子连呼前迫，（任氏）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任氏爱恋郑生，但身份是狐，为此感到羞怯，所以见到郑生时，“以扇障其后”，以防露出尾巴。作者沈既济在叙述人狐之恋的过程中，刻画这样一处狐女所特有的细节，体现了任氏作为狐女的羞怯与谨慎。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多的，而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合理的艺术想象，一味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很容易陷入荒诞。场面描写也是唐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夸张、白描等艺术手法，烘托小说氛围，如《柳毅传》中钱塘君出场一节，“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这里有声音、有色彩，还有动作，构成一幅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钱塘君威猛、刚烈、神力无边的形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曾经将“唐人以前”与“宋人以后”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唐代小说作家注重想象、虚构，因而使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宋传奇则过分偏爱于人物、事件的真实，所以缺少文采，文学成就远远不如唐人小说。可见，在情节的虚实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